世界气象组织今年公开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平均温度已较工业化前上升了1.1℃。同时，《自然》期刊发表的文章称，如果我们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排放温室气体，那么到本世纪末全球的温度将升高3℃—6℃。

    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等领域，是全球必须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当前在全球尺度上对各国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测度和排放控制政策评估采用的主要手段是综合评估模型。该模型相关的研究结果一直支撑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平均每5年一轮的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报告，该报告包含全球面临的气候损失风险、区域易损性及每个国家的减排和适应行动要求。因此掌握了综合评估模型，在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桌上就能增加谈判的底气和话语权。

    “然而从整个亚洲来看，除了日本在全球模型技术中有较强的参与度，其他国家的话语权都较弱。这就导致在谈判桌上这些国家可以否决其他国家设定的条款，但是却很难科学地提出适合自己又兼顾人类共同利益的方案。”日前，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段宏波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那么，我国应该如何发展自主模型技术，增强应对气候挑战的硬实力呢？

    综合评估模型是气候谈判桌上有力的砝码

    “综合评估模型是刻画复杂的气候—经济动态交互，研究最优气候政策的基本工具，近年来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段宏波介绍。

    欧美发达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模型技术的研发。综合评估模型可以估算长时间尺度上各个国家对全球变暖的排放责任，评估气候变化给不同国家或地区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同时也能量化减排行动对遏制全球温升的贡献。

    “各个国家根据这些信息来评判自己在当前气候变化中应负多大责任，对比自身的经济能力，决定应承担多少减排任务，而这也是谈判的焦点之一。尽管通过购买或合作，多数模型都允许跨国使用，但这些模型都是有归属地的，比如美国有多个原创模型，德国、英国等主要欧洲国家也都有自己核心的模型技术，这些原创模型的研究结果广泛发表于《自然》《科学》《美国科学院院刊》等顶级期刊，全球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报告的领衔作者也多是这些模型团队的成员。”段宏波说，“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没有原创的综合评估模型技术，将失去谈判桌上的有力砝码。”

    需要开发有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产权模型

    全球气候谈判能否达成实质性成果在于可感知的气候损害和大多数国家的态度。“而一国能否提出合理的减排方案，争取到公平的排放权，考量的依然是国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实力。”段宏波说。

    从效率的角度看，段宏波分析，直接引进海外模型技术来应用是最便捷的，很多模型平台也提供了这样的订购服务。但开发者设定的壁垒让我们很难掌握核心技术，数年以后我们会发现钱花了很多，市场也几乎被占领，但核心技术依然没能学到。

    “另外，购买的模型服务基本不会允许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架构，这使得很多想法无法在既定的模型中实现，因而也难以提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排放控制方案以支撑谈判，因为对手比我们更了解这个模型。”段宏波说。

    从2010年关注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开始，段宏波课题组就意识到了模型实力的重要性，并着手开发综合评估模型。近些年国家对这一领域的支持力度很大，也有越来越多的团队加入到模型技术的开发中。

    克服后发劣势仍有很多问题待解

    “自主模型开发是一项耗时且风险很高的研究工作，而且开发的模型如果创新性不足，还极难得到发达国家模型团队的承认。”段宏波说，当前的环境下，我国想要克服后发劣势，发展出一批先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模型还有很多问题待解。

    “首先是要有连续的资金支持和稳定的研发团队，欧美一些有代表性的模型团队往往经过10年甚至20年，依然在坚持创新，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其次，要弱化论文发表的重要性，因为模型开发是一项基础性且相当耗时的工作，开发期间几年甚至多年都难以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我们要培养‘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并提供‘允许试错’的机制。”段宏波说。

    “还要加强国内合作以及与国际先进团队的交流。经过数年的发展，综合评估模型体系已基本完善，想要有根本性创新是很困难的，从支撑国际谈判，服务减排战略的角度看，我们需要的是有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产权模型体系和国际话语权，这显然不是单打独斗可以实现的。”段宏波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