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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家精神
本报记者 陆成宽
“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开车行驶在武汉绕城高速公路上，看到昔日熙熙攘攘的街道如今空无一人，内心无限悲凉。想到医院里那些与病魔斗争的人们，不自觉地就会流下眼泪。身处疫情防控第一线，我们应该为疫情防控科研攻关作出贡献，我们是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理应承担起这个责任。”袁志明说。
袁志明是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以下简称“武汉P4实验室”）主任。从去年12月30日至今，他一直奋战在疫情防控科研攻关一线。与新冠病毒初次交锋时，病毒还未现出原形，它所引起的疾病还叫不明原因肺炎。
一场与病毒争夺生命的赛跑
“2019年12月30日，收到不明原因肺炎相关样品以后，作为国家病毒学研究的实验室，科研人员当天就参与到病原检测和鉴定工作中。”袁志明说。
经过连续攻关，1月12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汉病毒所”）作为国家卫健委指定机构之一，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并向全球发布。
分离鉴定出病毒，只是开始。“当时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病毒的控制，发挥研究所在资源、技术和平台上的优势，与疫苗生产企业联合研制疫苗，建立新冠病毒的动物感染模型。”袁志明说。
为此，他们紧急启动了新冠病毒研究的实验室能力认可和实验活动资格申请工作。1月23日，武汉P4实验室在全国率先获得了新冠病毒的细胞培养、啮齿类动物感染和非人灵长类动物感染操作的活动资格。
袁志明心里清楚，疫情防控科研攻关是一场与病毒争夺生命的赛跑。
为了抢时间，在病毒分离鉴定完成后，武汉P4实验室就开始了疫苗研发的准备工作。获得实验资格批准之前，他们就完成了开展实验活动的所有准备工作，比如建立研究团队、确定实验方案、采购实验动物以及准备实验器材等。
当被问及提前准备是否担心国家不批准实验资格时，袁志明坦言，虽然有些担忧，但并不紧张。“疫情不等人，面对国家需要，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一定要在疫苗研发上做一些工作，我坚信国家一定会批准。”袁志明非常笃定。
事实上，短时间内组建一支跨学科的疫苗研发队伍，并准备好疫苗研制和动物模型实验所需要的实验器材，对袁志明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为了协调实验物资，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曾4次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找材料”。
袁志明回忆，在疫苗研制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组建团队。
开展新冠病毒疫苗研发需要集结一支包括病毒研究、工艺研究、实验动物操作、动物组织样品切片和病理分析的科研攻关团队。“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组建这样一支攻关团队，对我们来说绝非易事，因为单靠武汉病毒所一家的力量无法完成，我们邀请了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和医院的专家。”袁志明直言。
最大压力不是科研本身
6月16日，对袁志明来说，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
这一天，他们和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联合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Ⅰ期Ⅱ期临床试验揭盲。结果显示，该疫苗接种后安全性好且无一例严重不良反应，受试者在按照28天程序接种两剂后抗体的阳转率达到了100%。
对这一成绩，袁志明没有多言。“在这个重大疫情科研攻关中，我们为自己能够参与其中感到骄傲和自豪。”他说。
谈起过去5个多月武汉P4实验室参与疫苗研制的经历，袁志明很少谈“我”，他说得更多的是团队，是“我们”。
在他看来，研究工作都是团队成员完成的，他只是做些组织、协调、支撑和服务。“这是整个团队上下一心、通力合作的结果。这些工作不是只有某一个人在做，也不是只有某个小团队在做，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做，20余人直接参与研究，还有许多支撑、维护和生物安全管理人员。”袁志明强调。
虽然科研过程困难重重，但带给袁志明最大压力的却不是科研本身，而是科研人员的疫情防控。他说，科研攻关过程中，一旦有人感染，整个研究队伍就会立马瘫痪，而且会影响实验室的正常运行，后果不堪设想。
为保证园区和实验室安全，他们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比如，疫情期间园区封闭管理，定期采样检测环境中是否有病毒以及定期消毒等等。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住在园区，他们走出园区，每天来回上下班，在园区外感染的风险却是不可控的。”袁志明说。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P4实验室曾拉响过3次警报，都是有人发烧、咳嗽。当时，袁志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把园区封闭，不让人进出；然后组织核酸检查。所幸都是虚惊一场。
“那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是我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压力最大的时候。”谈起这些，袁志明至今都不愿多想。为了排解心中的压抑，袁志明只有写日记，向屏幕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疫情期间，他写的日记足足有50万字。
作为一位组织者、支撑者和管理者，虽然疫苗已经开展国际临床Ⅲ期试验，但袁志明的工作依然没有结束。他们还要进一步回答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注射剂量和抗体产生的量效关系等等；同时，他们还要完善大批量生产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