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8时15分，“北京健康宝”微信端小程序崩溃，页面显示“可能由于信号偏弱、网络不稳定等原因，请稍后再试”。10时9分，微信端恢复正常。

    虽然很快修复，但国民级应用的bug对于正常生活的影响不可小觑。截至当日12时，“北京健康宝崩了”的微博话题阅读量接近4000万。很快，北京经信局道歉，表示“将继续强化系统性能，不断提升系统稳定性”。

    其实，对于一个用户体量如此大、使用频次如此高的手机服务，偶尔“开小差”没什么好过度苛责的。作为一个用于查询自身防疫相关状态的小工具，“北京健康宝”6月13日刚上线3.0版本，按照同期披露的数据，北京市累计2900万人使用健康宝查询了3.6亿次健康状态。何况这枚小小的二维码，在过去几个月的疫情防控中切实起了作用，通过精准识别和管理，推动了快速复产复工。另外，这类健康应用服务也是数字时代的新产物，无太多经验可循，只能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如最新版本的“北京健康宝”已经可以扫码登记、重拍照片，未成年人也不再必须人脸识别。

    真正被诟病的其实是这类健康应用服务在很多场合下的“不容置喙”。近日，由于无法出示健康码而行动受阻的新闻不少，比如有使用老年机的老人被小区拒之门外。即便是年轻人，智能手机也不是标配。截至2020年3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8.97亿，非网民规模为4.96亿，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限制和年龄因素是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

    社会管理不能仅仅依靠技术，技术效率也不是衡量治理水平的唯一指标。健康码、健康宝等是数字化公共服务的辅助工具，也被证实行之有效，但它天然地需要智能手机和对数字应用的基础认识，人人可达是理想状态，现实仍距离甚远。有人在生鲜电商买菜，有人在山间地头刨食，彼此难以照见。

    7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亚洲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圆桌会上，谈及数字金融普惠性时表达了一层忧虑：各国和各地区更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防止边远山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或老年人由于无法接触或有效使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成为信息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之外，“这个问题在疫情下尤其不容忽视”。

    这一提醒必要且及时。

    一方面，技术车轮滚滚向前，总有一些人无力跟上，谁都可能在某个时候成为“跟不上的人”。对于这类人群，应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下，保留一些“特殊对待”，不至于令其寸步难行。

    另一方面，技术向善虽是人类的美好愿望，但技术毕竟是中性的，有时候会捉弄人、甚至危害人。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公共治理和服务要善用技术优势，更要突破技术捆绑——它理应面向所有人而存在，面向年轻力壮的人，也面向老人、儿童、“有障碍”的人。如何对待后者，如何让更人性化、更灵活多样的举措照亮技术世界的边缘人，如何让他们不因落后于技术而落后于时代，有时候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