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并要求“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些政策都和产业集群建设密切相关。

    高新区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一直以来，国家高新区都是我国创新创业的高地，在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并诞生了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新时期，国家高新区应瞄准世界前沿，加强原始创新，推动一流园区向世界级产业集群迈进。

    抓住世界级产业集群核心要义

    要定义世界级产业集群，必须要围绕其引领性、先进性以及主导性等维度展开。

    首先，世界级产业集群具备更显著的规模效应。世界级产业集群在全球市场上占据较大份额，能够达到万亿元级产业集群规模体量，集聚效应更加显著。与传统产业集群不同，世界级产业集群的特点不仅体现在集群内产业链完善、企业主体大量集聚上，还体现在集群全球影响力方面，在产业及其各环节包括价值及利润分配、资源配置、供应关系等方面有更强的决定和支配作用。诸如德国斯图加特汽车产业集群、法国图卢兹航空产业集群、美国旧金山湾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等，不仅产值占到全球较大份额，在全球价值链分配、技术创新、品牌创新以及产业组织与治理等方面也具有非常强的国际影响力。

    其次，世界级产业集群具备引领全球的原始创新能力。世界级产业集群在国际市场中占据绝对地位，不仅体现为产业生产效率、利润率上的高占比，以及在核心装备、关键材料与先进工艺等产业高端环节的控制力，更体现在产业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领域的原创能力与引领能力。原始创新能力与产业价值创造的基础、内生动力的强弱以及市场波动的对抗能力息息相关。这背后需要区域内有完整且强大的科技创新体系与创新创业生态系统，集聚全球顶尖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主体、创新人才，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等领域开展前沿研究，保持行业技术领先全球，并持续衍生新业态、新模式，诞生新公司。如英国剑桥高科技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依托剑桥大学等在生物学及药学等领域的顶尖研究能力，形成了引领全球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在全球生物医药行业发展领域拥有非常强的主导权。

    再次，世界级产业集群内要有影响全行业格局的头部企业。从产业组织角度看，产业集群实际上是在一定区域内某大企业或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的纵向一体化的发展，以龙头企业纽带集群内集聚一批企业，在彼此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世界级产业集群内部不仅要有龙头企业，更要有对行业格局具有影响力与控制力的头部企业，诸如美国硅谷信息技术产业集群中的苹果、Facebook等企业。

    最后，世界级产业集群具有广泛且纵深的空间协同效应。产业集群本身有融合性与组织性，产业可以在地理空间相近的不同区域间形成较强协同关系。世界级产业集群在相近地理空间的不同区域上呈现出更强的关联性和协作性，龙头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构等各类主体不仅地理集中，且相互之间联结共生，形成产业高度协同、主体高度开放、技术高度领先的区域创新网络，通过跨区域布局和深层次的协同机制，各种生产要素在城市群中流动，主体协同不仅有横向广度还有纵向深度。

    国家高新区肩负着重要使命

    从世界级产业集群的诞生渊源与发展逻辑看，世界级产业集群不仅是规模经济，更是生态经济。国家高新区的内在使命与世界级产业集群的目标要求具有高度耦合性。从过去30年发展经验看，国家高新区大胆破除制度、观念等束缚，探索形成了精简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能够集中主要力量与资源培育产业集群；同时，国家高新区以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为核心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并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了以高新区为中心的点线联动的区域创新协同体系，不仅有利于产业迭代升级、产业生态孕育，也将加速世界产业集群发展，可以说国家高新区是未来世界级产业集群的重要平台与重要力量。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未来的国家高新区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方面，我们还需要在几个方面进行加强。一是让世界级产业集群分布区域、分布领域变得更均衡。当前，我国高新区已经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产业集群数量不多，且集中在中关村、深圳、东湖等世界一流园区内。二是产业要增加扩充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性技术。国家高新区在制造业尤其是半导体、生物医药等诸多战略性产业中，中低端环节比重过高。国家高新区需要加强在基础研究与公共研发上的投入，吸引高端创新性人才，充分结合科技与产业，优化科技创新的基础环境与创新创业生态。三是要强化园区间与区域间的协同深度。要建立高效成熟的跨区域协作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园区间与区域间市场要素流动、资源互补、产权交易、企业兼并重组的行政壁垒需要真正打破，强化社会组织在产业集群中的联结作用，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协同、扩散效应，避免造成资源重复配置与功能过度集中。各主体间需要构建健康的创新协作机制，体现出产业组织的制度性与创新创业生态的完善性，避免园区内部呈现产业集聚度高但协同性弱的共性问题。四是要增强顶层设计引导。目前，无论是在世界级产业集群的部署布局上，还是在产业集群的具体政策支持上，国家高新区向中央部委、上级政府的呼吁与沟通还不够，作为世界级产业集群发展的主阵地，国家高新区需要来自上层与上级的关注、引导与支持。

    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的路径选择

    新经济时期，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要用新逻辑、新打法，核心是要开展赛道选择、构建产业生态、提升核心创新能力、创新场景供给、探索产业共治模式，为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找到新赛道，发现新增长点，形成并跑甚至领跑，实现赶超跨越。

    一是开展赛道选择形成差异化集群。国家高新区要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5G、生物医药等新经济选择未来产业赛道，设计产业集群发展路径与策略，编制世界级产业集群地图，培育形成差异化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国家高新区尤其是世界一流园区要充分发挥引领、辐射作用，联动周边高新区共同提升产业集群的能级与影响力，并进一步辐射周边城市打造区域性产业集群，在空间上形成点、线、面多层次的产业集群，在组织上形成产业大脑与产业共同体的格局。

    二是要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国家高新区要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核心是依托大企业联动产业内部各类主体进行开放式创新，带动人才、金融、技术等产业要素的流动、融通，形成科技企业、高校院所、产业联盟、新型社会组织创新主体之间的跨界融合、协同创新、共生共荣，做大规模与体量。

    三是加强源头创新资源导入。国家高新区要加强创新源头导入，集聚顶尖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重要的抓手是建立世界一流的研发中心和科学城，构建与产业的有效互动机制，形成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研发平台、大科学装置及应用型新型研发机构五大研发为主体的自由探索机制，实现前沿创新赋能集群发展，并以此推动高效率的前沿科技创业，及时把握产业跨界融合带来的重大机遇，推动新产业新业态的持续涌现。

    四是搭建产业发展试验场景。新经济时代，“场景”建设是世界级产业集群保持规模体量、开展技术创新与培育创新型企业主体的重要供给。场景是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是新技术和产业生态的聚合器，促进产业与商业模式创新。场景将创造巨大的新需求、新机会与新市场，吸引众多类型企业集聚，带动跨界合作及上下游产业链相关企业的衍生与汇聚，并将进一步带动产业集群的衍生发展与跨界融合。

    五是探索新型产业共治方式。新经济业界共治是打破政府主导产业发展模式，构建由政府、企业界、市场、专家等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产业发展新模式，让企业“变身”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主体，以业界共治为核心构建产业生态，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产业推进和企业服务专业化水平。新型产业治理方式，更加注重发挥企业与中介机构的作用，特别是发挥中介机构纽带作用，将丰富的供给资源与需求资源对接起来，服务产业发展。

    （作者系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