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 禾

    “在全球范围内，绿色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趋势。‘城市绿色竞争力’的提出，为城市破除资源环境约束，以可持续的方式创造财富、获取竞争优势提供了新思路。”在日前举行的“2019中国绿色发展论坛”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绿色产业平台中国办公室主任、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关成华教授如是说。

    珠三角城市群绿色竞争力领先

    城市竞争力是指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式创造物质和生态财富，增进社会福利，进而获取竞争优势的系统合力。

    在本次“2019中国绿色发展论坛”上发布的《2019中国城市绿色竞争力指数报告》显示，城市绿色竞争力综合指数排在前5位的城市依次为北京、深圳、三亚、广州、鄂尔多斯。其中，有125个城市的绿色竞争力指数高于平均水平，165个城市低于平均水平。

    关成华表示，该报告在经济基础与科技进步、自然资产与环境压力、资源与环境效率、政策响应与社会福利四大子系统下设置了系列评价指标，构建了我国城市绿色竞争力指标体系，通过数据挖掘和科学测度方法，对我国290个城市的绿色竞争力进行了测算和评估。

    从不同区域对比看，高于平均水平的城市中，东部地区城市有61个，几乎占到总数的一半；中部、西部分别是17、40个，东北地区仅有7个。在区域内部，东部地区绿色竞争力优势明显，与东部相比较，中部地区处于明显劣势。

    从不同城市群对比看，珠三角城市群绿色竞争力遥遥领先，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稍强，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城市较为落后。从不同城市规模对比来看，超大城市在所有测评城市的平均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也高于特大、大、中、小城市的平均水平，特别是中等、小城市的绿色竞争力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市管理者以此能了解到城市绿色发展情况和科技创新进展，以及二者之间怎样的耦合度。企业也能以此选择合适的地区和城市，为其发展补足短板、发挥优势，并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关成华说。

    绿色技术成城市发展重要短板

    雾霾频发、水体黑臭、道路拥堵……这是当前很多城市难以回避的问题。

    报告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超大城市中，自然资源与资源环境压力指标只有深圳排进了全国前100名，北京排名162、广州为137、上海282名。

    尽管这有先天自然资源禀赋差异的背景，但城市资源环境压力最主要来自经济生产、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大城市病”。这种压力不仅直接对城市整体绿色竞争力提升带来阻碍，还明显拉低了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与城市集聚的规模效应，同时也拉低了对绿色竞争力提升的推动作用。关成华说，“资源环境压力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正在加剧，要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减小资源环境压力。这是未来城市绿色竞争力增长的关键。”

    技术创新水平越高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越高。关成华指出，绿色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高效率生产模式，将有效弥补传统技术创新中忽视资源保护、污染治理的缺陷，进而有效减少企业生产废物和污染物的排放，直接降低环境保护成本，带动产业体系的绿色转型。

    绿色指标考核体系支撑城市转型

    我国很多城市都已认识到绿色发展和绿色竞争力的重要性，比如对火电、钢铁等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限制和退出，提出“超低排放”的强制要求，以及对创新创业的大力孵化和培育等。

    上海市住建委浦江开发协调处副处长赵炅说，浦江两岸经十多年的综合开发，旧厂房“变身”成美术馆，塔吊成了雕塑，老工业区变为绿道和跑道……工业区就这样转型为生态、生活和综合服务新空间，成为市民和游客“可漫步、可阅读、有温度”的“全球城市生活核心的美好舞台”。

    在广东，由于畜禽养殖以及小电镀、小漂染等污染的排放，东莞市麻涌镇一度成为人们纷纷逃离的“臭水沟”。随后，通过顶层设计，广东省批准了《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发展总体规划（2013—2030年）》。通过小养殖场和高污染企业关停和搬迁，对湖泊进行截污和清淤，目前已建成华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周边逐步转型成为文化创意、科技研发、生活服务、生态休闲等轻柔产业集聚区，城市生态化更是吸引了互联网、汽车交易等优质项目入驻，改变了当地的产业格局。

    要让城市绿起来，“地方政府还需发挥考核的靶向作用，拟定一套绿色指标或考核体系，把非绿色的项目卡在门外或倒逼其转型升级。”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副区长李福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