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斌

    培养出9位博士、9位硕士、近60位大学生的“状元村”如今变成了农耕废弛、人员流失的“空心村”。最近，发生在山东省泰安市洼里村的真实故事引起社会各界热议。谈论的焦点在于，人们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状元村”变“空心村”的现实，那一处处闲置的房屋和一片片荒芜的土地让人如芒在背，甚至有人质问：考学改变了年轻人的命运，为什么没有改变“状元村”的命运？家乡孕育出一个个“状元郎”，他们在学业有成之后为什么不拉家乡一把？

    残酷的现实和纠结的质问，指向了一个命题：当旧式农村以一种我们不忍直视的观感老去时，另一种饱含新方式、新活法、新希望的新农村正在孕育和生长，后者也是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对新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实现这一愿景，在大城市或者他乡打拼的“状元们”肯定不能置身事外。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打拼在外，将满腹经纶变成生产力，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家乡发展的未来走向。言外之意，“状元们”虽然身不在家乡，但他们的知识变现同样润泽乡村，只是换了一种反哺方式而已。

    正当这则《培养出18位博士、硕士的“状元村” 依然是个“空心村”》的新闻引起热议时，国家发改委在4月8日重磅推出《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包括的户籍改革力度比以前明显加大，落户条件放开放宽、一些限制落户的做法被取消。这些都意味着从农村走向新型城镇、农村人变身新型城镇人甚至城市人是大势所趋，原先家家炊烟，户户耕田的散户式农业迟早要被以集群、智能为特征的龙头型、大户型农业取代。

    要实现上述转变，人才和知识是支撑，需要在知识、人才基础之上，实现政府决策、部门分工、学科结合、企业参与之间的协同。

    中国有千千万万的“状元郎”从农村走出来，现已成长为社会各个行业的栋梁之才。他们深刻地理解着农民的内心需求和致富“痛点”，能够参与、协调、推动上述多方面的协同，从而为改变家乡，推动振兴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

    当老一代耕作农民退场之时，新一代职业农民刚刚登场，两者的交棒过程中，阵痛在所难免。缩短这种阵痛，并不是靠“状元们”亲自上手扶犁，而是将知识变为打通阻隔的一个个商业模式、技术手段、解决方案，助力新一代农民尽快接棒。

    新一代职业农民的出现和挑起大梁，或许会有“状元郎”们的身影，但他们的到来，不能仅仅依靠感情的召唤，更要靠政策引导和市场发力，而这正是解决“未来谁来种地”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