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为大学毕业当‘棒棒’感到纠结，不如追问法律专业的‘棒棒’有没有发挥知识的价值，有没有恰当地运用知识促进工作。当‘棒棒’并不可耻，但任由知识荒废，显然不是什么值得赞许的事。”

   多年前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却一直以给人送货的“棒棒”为业，重庆人贺东伟的遭遇被媒体曝光后，引发诸多关注。如今，他也安于做“棒棒”，觉得这是一份和他能力“相匹配”的工作。

   大学毕业依旧从事“棒棒”这样的体力活，很多人自然而然地会为文凭与职业性质的巨大落差感到诧异。而一些人潜意识的反差感，迎合了某种“读书无用论”的谬论。贺东伟在干活时，也遭到了同行的笑话，“你看他还是大学生哦”。在不少人的认识里，高等教育就应该与体面的社会地位、丰厚的收入画等号，不然就是知识和教育的失败。

   其实，大学毕业当“棒棒”，不能说明高等教育文凭的“掉价”，也不能说明知识“无用”。在许多高学历人才进入低门槛行业的故事中，无用的不是知识，而是当事人受限于身份、文凭等外在指标的消极心态。

   在成熟的多元化社会里，文凭与工作性质脱钩，应当成为共识。当年，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卖猪肉的故事，曾引发无数人唏嘘感慨。但后来陆步轩创业成功，还作为优秀校友登上北大的演讲台，又让人们看到知识的光芒。北大老校长许智宏评价说：“北大学生可以做国家主席，可以做科学家，也可以卖猪肉。”一个人在何种领域从事怎样的工作，并不必然取决于学历和文凭。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文凭也逐步实现了“祛魅”。前不久，延边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谭超兼职送快递的故事，在网络同样引发热议。但有别于以往，现在没有太多人为博士生送快递感到意外，而更关心他自创快递编号法、提高送货效率的细节。有老师指责谭超：博士生送快递太不像话！谭超的回应铿锵有力：不能通过学历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三百六十行，无论干哪一行都离不开知识，只要知识发挥了价值，教育的意义就在。因此，与其为大学毕业当“棒棒”感到纠结，不如追问法律专业的“棒棒”有没有发挥知识的价值，有没有恰当地运用知识促进工作。当“棒棒”并不可耻，但任由知识荒废，显然不是什么值得赞许的事。

   如果只从报道来看，贺东伟确实辜负了当年所学的法律知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无不透露出无奈感，而且缺乏未来规划，只打算“一步步看”。这样的心态无疑是限制其人生的重要因素。贺东伟蹉跎的命运，显然不能归结于“错过了工作机会”“没有熟人”等偶然和外在的因素。事实上，只要有心拼搏，勇于尝试和创新，有知识的人从来不会缺少改变命运的机会。

   “棒棒”本来是山城重庆独具特色的产业，现如今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棒棒”逐渐退出江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棒棒”丧失了一切价值。相反，作为一种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棒棒”完全可能在文化传播、旅游开放等领域延续生命力。作为资深“棒棒”，更作为一名有知识的“棒棒”，贺东伟依然不乏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为何不能认准时代的趋势，实现自我转型？

   大学毕业当“棒棒”，本身并不值得惋惜，更不能得出所谓“读书无用论”的结论。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上过大学的“棒棒”，为什么没能通过知识改变手头的这份事业。高学历者能放下身段进入基础性行业本身不算坏事，但不应该只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不管在哪个行业，让知识充分发光发热，才能闯出更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