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扩招等各种因素，名校跨省、跨地区建设分校区曾经形成了一股潮流。其真实成绩有好有坏，取决于地方支持、高校投入、招生门槛等多方面因素。中西部地区期待改善本地高等教育水平，其急切心理可以理解，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善本地高等教育生态。”

    过往一年多，有关恢复重建浙大遵义校区的声音频繁出现。不仅民革遵义市委提出“关于‘恢复重建浙江大学遵义（或湄潭）校区’的提案”，遵义市委、市政府也成立工作领导小组，表达了对浙大在遵义办学的期待。然而，浙大方面的回应却泼了一盆冷水。浙大认为：教育部原则上不鼓励、不支持跨省、跨地区建设分校区，浙大现实条件也不允许建立新校区。

    浙大与遵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抗战期间浙大历经西迁，在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办学历时7年之久。浙大也明确提出遵义是浙大全体学子的精神家园。因此遵义方面期待浙大更进一步，并不意外。

    但是，熟悉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都知道，抗战期间，不光是浙大西迁，北大、清华等知名高校都有在西部办学的经历，西南联合大学更是堪称中国高教史的一座丰碑。那么，是不是北大、清华、南开要到昆明办新校区，复旦大学要到重庆办新校区？显然，以名校迫于历史形势曾在本地办学为由，而要求其在当下新建分校区，并不构成充分理由。

    遵义期待浙大建设分校区，最真实的考虑恐怕还在于推动本地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吸引优质人才留在当地。因此，如果浙大真的跨省到遵义办学，是否真能办好，实现遵义建议的初衷，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其实，因为扩招等各种因素，名校跨省、跨地区建设分校区曾经形成了一股潮流。其真实成绩有好有坏，取决于地方支持、高校投入、招生门槛等多方面因素。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是深圳，比如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经过十多年的办学，更是取得了较高的声誉。

    名校跨地区办学也有许多结果不如预期的案例。像浙大在浙江省内建立了众多分校区，但浙大也承认分校区存在招生不足、师资队伍不稳定、运营成本过高等困难——浙江省内各地市距离不远，交通也方便，还存在各种问题，又怎么确保远到遵义办学就能成功？

    中西部地区期待改善本地高等教育水平，其急切心理可以理解，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善本地高等教育生态。抗战期间，一批内地名校西迁以后，能够克服种种极端的困难，培养出一批大师级人才，不仅在于“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还在于当地对教育的全力支持。抗战时期，遵义湄潭人民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低价或无偿为浙大师生提供大米和各种副食品，这股尊师重教的风气，放在当下也令人感佩。

    现实中，有的地方高校热衷于搞合并，有的地方高校热衷于改名，现在又有了“空降”一所名校的主意，并没有下功夫在根本上改善高等教育生态。如果浙大到遵义办分校区，空有“浙大”的名号，办学水平跟不上，不仅在当地得不到认可，更会影响浙大的办学声誉。

    扶贫先扶志，教育要先行。当下，中西部地区在发展地方经济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人才瓶颈。若能在本地举办若干所知名高校，培养优秀人才，自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本地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但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水平的差异，受诸多复杂因素影响。仅靠一所高校凭借自己的力量新办分校区，扶持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并不现实。

    浙大作出“现实条件不允许建立新校区”的回应，展示了负责任的态度。中西部地区期待提高本地高等教育水平的人们对此应该理解。但办好一所大学，最根本的不是牌子，而是人的因素。如果本地遵循教育规律，大力吸引人才，改善地方发展环境，何愁不能把自己的大学办好？何愁不能重现抗战时期高校西迁创下的高等教育史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