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名家谈

本报记者 张佳星

    8月5日，知识分子公众号刊载了一篇题为《诺奖级科研成果在眼前却被忽略，奥秘何在？》的文章，作者讲述了1972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研究，早在诺奖得主发现前已被一位耶鲁大学的女研究生做过，然而由于和当时研究的“主流方向”不符，她和导师对研究结果没有重视，也没有进一步探究现象背后的生物学意义，而是“认为并不值得发表”，遂与诺奖级别的重大发现失之交臂。

    “科研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跟预想不一致的情况，这个时候很可能是站在真理的门前。”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大蛋白质机器的结构生物学研究”首席科学家杨茂君认为，“出状况”可能是线索，顺着线索大胆质疑、细致求证多半会有收获，如果无视将错失“挖”出原创性成果的机会。而对于这种“上帝垂青”伪装成的“出状况”的线索，让研究者说“不”的往往是思想上的教条与固化。

    科技日报：现代科学研究从上世纪初传入我国，多个领域的基础理论体系由国外科学家构建，这对我国在基础研究上取得突破是否会有影响？

    杨茂君：有。但并不是说“体系已被构建完全，我们无从下手”，而在于国外做基础研究的时间较长，一直处于百家争鸣状态，所以流派纷呈，对于“新思想”“新发现”“新主张”持包容的态度。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传入我国，通过教科书的方式，往往采用一种说法而不能兼收并蓄，学生甚至学者容易受其影响，固化思维，进而很多发现就容易受初始看法影响。例如，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教授在最开始提出培育杂交水稻时，就遭遇多方质疑，认为难以成功，就是一例。

    科技日报：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依据过去建立起来的假说或者科学理论体系，可能在研究探索中出现与理论不符的情况。如何树立正确的科研观，进而对此类情况“敏感”起来，并获得原创性突破？

    杨茂君：古人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科学研究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为了求实，我们实验室的传统是：即便得到的实验结果非常符合预期，也至少要重复3次，以保证实验结果是对的。扎实的科研数据给了我们“不教条”“不迷信”的底气。我的团队此前对线粒体呼吸链上的蛋白质复合物结构提出全新的理论，被《细胞》杂志接收发表之后，有很多同行发来询问邮件，此时扎实的科研数据便会为质询者提供满意的答案。

    如果出现与理论不符的实验结果，我们首先会从自身找原因，重复、再重复所看到的蛋白质结构，如果得到的依然是以前认知里的反常结果，就抛开“教条”，把眼光放广，从大量的关联事实中寻找线索、综合分析，形成新思路，仍旧用大量、扎实的实验努力证明你所看到的反常现象是对的，也证明了你归纳总结的新理论是正确的。认真观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获得原创性突破的“三宝”。

    科技日报：您认为，基础研究中是否缺少一些因素，使我国在原创性突破上收获较少？

    杨茂君：一是缺钱，尤其最具有创造力的年轻人缺少必要的科研经费支持。没经费就很难跟踪前沿进展，毋论突破前沿；二是缺人，缺少认真、深入、独立思考、有科学精神的人。目前社会上对各类明星的宣传乃至一些尽毁三观的明星个人事件的宣扬远远大于对科研工作者所取得的成果的宣传，让很多孩子只树立了当网红、赚大钱的人生观，丧失了探索世界的精神。科学精神，也应从娃娃抓起；三是缺少氛围，我们需要一个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热爱科研的科研氛围，风清气正开明严谨的学术氛围；四是缺少“牛顿的苹果”，机遇是很重要的，我们能做的是在它来的时候别看不到它，说白了就是要思考。

    科技日报：即便是得到了正确的实验结果，但基础研究并不是“所得即所见”，就如您提到的“牛顿苹果”背后的物理学深意，如何培养探究科学深意的能力？

    杨茂君：靠时间、靠积淀。我认为实的方面，需要大量研究材料、大量正确的实验结果；虚的方面，要对所在领域有了深入的了解，有一种宏观的历史视野以及对整个学科深入独到的理解。实虚结合，一个不少，才能正确理解研究材料和实验结果背后的深意。

    “实”靠勤奋得来；“虚”的锤炼一半是天分一半是努力，靠时间积累起对学科的了解，习得综合分析的基础知识架构；此外，对实验现象的敏锐把握和对实验结果的直觉分析也是利器之一，两者结合既揽大局又顾小节才能真正做到综合分析，抓住“上帝”垂下的橄榄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