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佳星

    4月23日，当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副教授刘瑞爽在讲座中展示出“尊严接种”四个大字时，会场里轻松的气氛一下子肃穆起来。

    几乎没人想到今天讨论的蒲公英培训计划与“尊严”有什么关系。当日，国家层面的“3年、亿元”家长课堂师资培训计划启动，培养能够与孩子家长进行有效沟通的一线预防接种人员，传播疫苗知识和价值，同时减少事故、缓和关系。

    “武汉一个爷爷常带孙子打疫苗，大人累孩子哭，他发现邻居家很少去，后来才知道他们打联苗，一针管几针，他去询问防疫站自己的孩子怎么没打联苗，得到的回答是‘我看你不像有钱的，就没说’，老爷子一听就跳了起来。”刘瑞爽举的例子并不鲜见，他认为，只有接种者获得知情权、才有自主决定权，而自主决定权是人格尊严的体现。

    在现实情况中，《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完全告知”往往被推过来的几张纸和告知签字取代。

    更具体地《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中规定医者必须告知接种者疫苗的品种、不良反应等5方面内容。“少一条都不是完全告知。”刘瑞爽说，而签字的模式在此前的一些判例中，会被认定为不完全告知。

    硬性的规定、刻板的执行、更别提考虑到接种者的尊严，让双方在疾病控制的沟通中问题越来越多。

    “无论哪一方都成了惊弓之鸟。”刘瑞爽说，2016年山东疫苗事件，使得现在一提2类疫苗就会引起大量的不信任感。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杨维中坦言：“中国免疫规划实施40年来，消灭天花、连续十年无白喉病历报告、2000年开始无脊髓灰质炎病例……公众记得的却是2014年媒体误报乙肝疫苗使儿童致死事件、2016年山东的疫苗流通环节问题事件等。”他认为，互不理解的土壤，才滋生了公众对免疫规划巨大贡献的无视和疫苗接种的“因噎废食”。

    事实是，国家制定的一类疫苗公示表是国家财政能力和孩子利益平衡的结果，受限于财政投入，目前无法做到最大化保护孩子利益。“2类疫苗是对1类疫苗的有益补充，必须要给接种者足够的信息，他们才能做出选择。”刘瑞爽说。

    在大人叫、小孩哭的注射现场，执行知情理解的硬性规定，已经被实践证明“将产生大量纠纷”。

    硬规定不行，来软的。2016年，河南、陕西、贵州等地疾控系统先后启动了“妈妈课堂”等活动，用“好好说话”的方式在不疾不徐的环境下搭建沟通平台。“提前一个月告知家长所有疫苗的作用、不良反应等，让他们有充分时间准备。”有医生写道。

    “我希望，未来疾控部门可以从接种者角度出发，给出不同套餐的选择，并详细解读套餐中1类、2类疫苗搭配的医学常识。”刘瑞爽说，让接种者获得最大的知情权和自主决定权，才能最大程度保障人民健康。

    （科技日报北京4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