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当我们回顾民国时期的学林往事，总不由得为大师们的风范所倾倒。有一种学人风骨却很少引起注意。这就是，当时的名教授对中文授课近乎固执的坚持。

    清华是民国时期最“洋派”的大学之一。在这所风景秀丽的洋学堂里，却栖息着多位中文授课的先行者。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陈岱孙与周培源、金岳霖并称清华“三剑客”。他出身外交世家，外祖父和舅父都做过驻外使节。陈岱孙中学就读的福州鹤龄英华学校也是一所赫赫有名的教会学校。他于1918年考入清华，两年后赴美求学。1926年，他以《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的论文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用说，陈岱孙的洋文水平即便是今天的许多教授也难望项背的。

    1927年，应母校之召唤，陈岱孙到清华经济系任教。在上海候船北上时，遇见了几位正在清华上学的校友，说到清华老师讲课时中英文并用，尤其讲到关键的学术概念时，一定要借助外文才能解释清楚。只有社会学系的陈达教授，可以做到全中文授课。正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个不经意得知的小事，触动了陈岱孙心中积压的往事。他想起，当年在上海黄埔公园看到“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令他羞愧不已、热血沸腾。他又想起，从法国坐船回国途中，船在印度、锡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处停泊，他上岸游览参观当地学校，发现当地老师都用夹杂英语的当地语言授课，听来十分刺耳，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殖民地心态的表现”。这些都促使陈岱孙决定以陈达为榜样，用中文授课。于是，在备课时，他花了很大功夫，把讲课中涉及的学术术语、概念等译成了中文。就这样，从他在清华的第一堂课起，就纯以中文讲授，只在必要时才在黑板写上原文作为注释。算上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在清华先后执教几十年，只为留美预备制的一班学生破过一次例，而这也只是出于帮助他们更方便地与即将赴美学习接轨考虑才行的便宜之计。

    无论是陈岱孙研究的经济学、财政学，还是陈达擅长的人口学、社会学，都是“舶来品”。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有理由认为，两位陈教授之所以“舍近求远”，是因为对祖国爱得深沉，心中饱含着为中国争一个学术独立地位的情怀。用中文精准地表达西方思想这一习惯，陈岱孙保持了一辈子。

    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为中国学生授课，不独文科如此，理工科教授亦然。上世纪50年代担任过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刘仙洲就是其中一个。刘仙洲早年投身革命，参加同盟会，后来辗转多校求学，终成机械工程学家。34岁时，他出任北洋大学校长，倡导中文讲课，而且认为高等教育必须采用本国教材，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开什么课就编什么教材。1932年任教清华时，刘仙洲所在的机械系多采用英文教材或参考书，老师讲课和学生记笔记、交作业也常中西合璧。但刘仙洲的“机械原理”一直全中文授课。与刘仙洲差不多同时，有一位主持过清华工学院的陶葆楷教授，读书时英文水平就崭露头角，留美归来担任母校土木工程系教授。陶葆楷也一直坚持用中文讲课和编写教材，他于1935年编写的《给水工程》也成为中国这一领域最早的教科书。

    如果以一个词来概括这一现象，我想用“学术爱国主义”。一个学者对祖国的爱，绝不是在尊重传统的名义下固步自封，把历史的故纸堆当作阻隔时代潮流的挡箭牌，以所谓“本土性”拒绝吸纳新知、新陈代谢，也不是好为大言、迎合上意，发表一些看似义正辞严的虚妄之谈，更不是挟洋自重、拿中国实情做外来思想的注脚，而是努力为国家奠定学术上自立的基础，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构筑中国的学术话语。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毕业于清华的吴文藻先生，192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次年初回国后受聘于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社会学系所用教材全为外文，老师一般也用英文讲授。吴文藻除了用汉语讲课外，还为自己讲授的《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编写了中文教材。而吴文藻，也正是以“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者和先行者身份永远留在了中国学术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