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1930年红豆馆主溥西园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时，不少人感到既意外又惊喜。《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的一篇文章说：“溥西园先生的来园，差不多是全园一般人的意想以外的事……我以为这是一个颇可欣赏的奇迹，正如灵隐寺的飞来峰，忽然一夜被风刮倒了一样……”

    红豆馆主名爱新觉罗·溥侗，号西园，与末代皇帝溥仪同辈。他自幼酷爱戏曲，学戏有瘾。《天龙八部》里有位薛神医，凡给人看病，都要求病人以一项拿手武功作交换。红豆馆主当然不似这般无赖，但学艺的劲头丝毫不差，知道某一出戏谁教得好，必以重金延请教习。谭鑫培、陈德霖、罗寿山等名家都教过他，《金山寺》的白蛇就是学自陈德霖。这般“吸星大法”式地学习，又潜心习练融汇，终于生旦净末丑精通，笛子、二胡、琵琶皆能，得了“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之美誉，不愧为“票界大王”。

    溥西园在清华园担任“特别导师”，每周授四小时昆曲课，两小时国画。听课者十分踊跃，除了冲着馆主名头选课的学生，还有教授和教授夫人。比如中文系的浦江清就去旁听。生物系助教的汪健君“师事溥先生而略知曲学之门径焉”。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的作文课老师陶光也得到红豆馆主亲授。不过，红豆馆主虽然来头大、名气大，却不耍皇室威风，也没有明星派头，把课上得一板一眼，十分认真，正音、咬字等规矩一一严格要求。

    当时清华给他的薪水为400元，这是那时清华教授的正常水平。1931年，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不过600元。而南京国民政府各部部长的月薪也不足1000元。红豆馆主每月400元不算低。但为了教学效果，他又自掏腰包请助教及笛师，因为有这笔支出，实际到手不过300元。而且，红豆馆主以“传道”为己任，不作“知识付费”之举，有意以歌唱为业者，反而“峻拒”之。

    清华在建校之初，就有昆曲和京剧爱好者，还有“菊社”等戏曲组织。1925年以后，俞平伯、浦江清、叶公超等人到校后，戏曲氛围更加浓厚。而叶公超正是后来红豆馆主到清华的引荐人。但从全社会的情况来看，昆曲当时已呈颓势。清华聘请红豆馆主到校讲课不是为了“名人效应”，更不是要“引进人才”增强什么评估指标或申请重大项目。“我们最大的希望乃是：因了溥先生的指导，我们将真正地日进于艺术的人生，全园风气，或将为之一变，这才是我们最大希望的终点，也是我们竭诚欢迎的理由。”可见，聘人者与被聘者均出自一种文化责任感。

    我想，也是在这种使命感而非图热闹心态的驱使下，学戏者和教戏者一样，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消遣，而是正儿八经当作一门学问来对待。学生戏曲社团“六院票房”的骨干成员刘曾复在《京剧新序》中回忆当时学戏的情况说：1932年我考上清华大学，一件使我惊讶的事是课程中溥侗开设的昆曲选修课。此外，学校里教职员工、家属、学生中不少人很爱昆曲、京剧，认真学习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了研究戏中念字规范，选修了王力老师的中国音韵学课程，一方面满足理学院学生（我是学生物学的）必须选读文学院课程的规定，另一方面为了打下我学习京剧字韵的学术基础。在大学几年中，我向真正会戏的同学请教，结合听唱片，开始学“谭（鑫培）派”和“余（叔岩）派”的老生唱腔，一步一步地学板眼、念字，跟胡琴连唱。

    据《清华周刊》记载，昆曲班师生关系最为融洽。“一由学者对此道感觉兴趣，应由于教者诲人善诱，循循不倦。”当时清华有纪念日演出的惯例，溥西园不但亲自参与，还请业内专家为同学作乐示范。“同学极感教者之盛意”。稍有遗憾的是，红豆馆主在清华的时间并不长，1933年他应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之聘后就离开了清华园。但清华园的弦歌不绝，1935年，俞平伯等成立了在中国昆曲史上颇有地位的“谷音社”，“曲集”活动更加规范和繁荣。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因为一部电影，清华校歌中“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这一句最近很火。据校歌作者汪鸾翔对校歌“真义”的解释，“地有东西之分，文有竖横之别，然而好美、恶丑、好善恶恶，人之心理，大略相同。”我想，这其中蕴含了一种自信和包容的态度，而自信和包容本就可以互训。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潮的思想，宋代陆九渊就说过：“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人世间的道理从来是只分对与错，不分新旧的；就像艺术只应求美，不分新旧一样。溥西园的清华往事，再一次验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