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胡一峰

    世界上的事就是意想不到。谁能想到，一款看起来无聊透顶的《旅行青蛙》手游突然爆红呢？一夜之间，朋友圈“听取蛙声一片”，满屏都在晒自己与“蛙儿子”的亲密接触。这是一款“佛系游戏”，养活手游里的“蛙儿子”毫不费力，只要记得收割三叶草，给它收拾行李就足够了。但你有没有想过，现实生活中养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当然，我说的是作为宠物而不是菜肴。

    其实，中外养蛙、训蛙的记载由来已久。西方有马戏团训练青蛙跳远、举重。我国的训蛙史也不算短。至晚在元明之际，这已是杂耍行里比较成熟的行当了，一般称为“弄百禽者”。话说浙江杭州有个文人叫陶宗仪，此人十分好学，劳作间隙还在学习，一有心得就找张叶子记下来，贮藏在瓮中，埋在树下，经年累月攒了数十瓮，后来整理成一部《辍耕录》，成语“积叶成书”就从此而来。在这部书的“禽戏”条中，记载了杭州的“虾蟆说法”：

    又见蓄虾蟆九枚，先置一小墩于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余八小者左右队列，大者作一声，众亦作一声，大者作数声，众亦作数声。既然小者一一至大者前，点首作声，如作礼状而退，谓之虾蟆说法。

    到了清代，类似的表演更流行于市井。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到，听他的朋友王子巽说：“在都时，曾见一人作剧于市，携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细杖敲其首，辄哇然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之乐，宫商词曲，了了可辨。”康熙时徐岳《见闻录》中的训蛙“奇技”规模更大，一只大蛙带二十四只小蛙，而且难度系数也更高，不是简单地鸣叫，而是有节奏地随着曲子“唱歌”了。训蛙师把蛙从“囊”中放到方桌之上，列队整齐，然后“依曲挝鼓，蝦蟆声应拍不乱”，“按古曲高下缓急，音节不爽纤亮”。

    或许和承平日久，游嬉流行有关，这一时期养蛙的记载真不少。袁枚的《子不语》中说，他幼年时在杭州葵巷见过耍蛙的，也是一大八小，小的围绕大的坐，耍蛙人下令：教书。大蛙开始咯咯叫，小蛙也跟着咯咯一片。耍蛙人又下令：止。蛙就都不叫了。袁枚生于1716年，即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共执六十一年，以常人四五岁记事而论，袁枚幼年记忆应在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到了乾隆之时，钱泳在《履园丛话》专门梳理了中国杂技之源流，把“虾蟆教学”作为一种，和“抽牌算命”“蓄猴唱戏”“蚂蚁斗阵”“弄鼠攒圈”等统归为“以禽兽虫蚁而为衣食者”，这大概可算作职业“养蛙人”了吧，养蛙对他们而言，不是一种爱好，而是一门生计。他们对“蛙儿子”可能也有情感寄托，但更重要的却是经济来源。

    或许是因为水田适合蛙的生活，养蛙训蛙的记载多在江南。浙江吴兴人朱梅叔的《埋忧集》中有“田鸡教书”表演的记载，十分生动：

    有人于市上出一小木匣，启其盖，取横木一条，广半尺余，高寸许，下有丝足，横列柜上。向匣中骂喌喌数声，倏有一虾蟆跃出，以前两足案横木上，南面而踞。既定，其人取小板拍一下，于是虾蟆发声一鸣，诸小蛙辄以次齐鸣。既虾蟆阁阁乱鸣，则小蛙亦阁阁乱鸣不已。久之，其人复取板拍一下，则虾蟆止不复鸣，诸小蛙亦截然而止矣。其人复喌喌呼之，虾蟆仍跃入匣中，诸小蛙亦相随入，谓之田鸡教书。

    这一场景出现在同治年间。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训蛙技巧比起康乾之世又有进步，青蛙不但会根据节拍指令鸣叫，竟然还能抬起前爪，萌萌地按在横木上了。光绪年间的《点石斋画报》上刊登过《蛙嬉图》，青蛙在令旗的指挥下鸣叫、跳跃。

    可惜，再往后，训蛙之技大概在江湖上失传了。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式地现身已是民国时期。当时北京的杂耍集散地天桥，忽然出现了一个老头，又干又瘦，黄胡子黄眼睛，没人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来自何方，以一手“虾蟆教书”和“蚂蚁布阵”的绝活吸引了许多人，和表演滑稽二簧老云里飞、耍狗熊顶碗的程傻子等跻身第二代“八大怪”。自打老头儿消失后一百多年，我们再也没有得到养蛙人的消息，直到《旅行青蛙》横空出世，我们都成了养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