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盖伦

    王涛试着将自己的生活分成两个互不干扰的部分——管理和科研。周末，他会泡在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的实验室；平时，他会出现在东校区的办公室。

    “我一开始搞科研，就完全不想管理上的事。”王涛用“地点”来作为设定自己思维模式转换的触发器。

    他一直是“双肩挑”，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行政管理人员。

    当然，他对自己还有一重身份认定——搞农业的。

    “我就是个现代农民，一辈子就做了农业这一件事。”人到了五十岁的年纪，也会尝试着给自己的来路做总结。王涛会问自己，人生的使命是什么？“我慢慢体会到了，我存在的价值，就是促进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让农民兄弟能换个更好的活法。”

    “数字越小的领域，越要抢占”

    王涛强调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他喜欢将科研工作和国家利益放在一起谈，话里话外，离不开“责任”二字。

    “如果一个科学问题的总量算作100的话，是从零点几开始做，还是从10以后开始做，是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王涛有他的回答——数字越小的领域，就越是要抢占，这代表着原始创新。

    他所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其研究方向是豆科植物抗逆基因组和分子育种。当年选择这一方向，原因无他——国家需要。

    “我们在豆科植物上研究基础薄弱，国际竞争力也差。”王涛感慨，“真刀真枪比，比不过人家。”

    研究团队已自主建立了豆科模式植物截型苜蓿抗逆功能基因组研究数据库。当植物面临干旱等生物胁迫时，会让转录因子在细胞核中启动抗旱基因的表达，开启“恶劣环境生存模式”。研究团队要做的，是挖掘这些基因工作的“小秘密”。

    几年前，课题组就发现了一个干旱诱导显著上调表达并定位在细胞膜上的NAC转录因子，这一转录因子是通过脂酰化修饰锚定于膜系统上的。

    那么，它是如何进入细胞核进行抗旱的呢？

    “做这个风险很大，没有人做过，有可能最后就什么都做不出来。”研究团队的董江丽博士说，“但王老师坚持要做。”

    做不做得出成果不确定，但王涛确定的是，做科研不能总跟着别人走。

    前段时间，团队的初步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植物学顶级学术期刊《植物细胞》上。

    原来，转录因子进入细胞核的关键，是一类特殊的硫脂酶。干旱时，这种硫脂酶的蛋白质表达量会快速增加，将挂在细胞膜上的转录因子NAC和软脂酸之间的硫酯键切开。没有了羁绊，释放了的转录因子就能进入细胞核，并启动调节细胞内氧化还原平衡的一种关键物质表达。

    做农业战略科学家，要洞察也要体察

    科技部农村司老司长马连芳曾说，王涛是农业战略科学家。

    所谓“制定战略”，就是得站得高、看得远。王涛是科技部“十三五”农业农村科技创新规划编制工作总体起草组组长。他说，为了做好这份规划，“熬了很多夜，跑了很多地方”。

    当起草组组长，是王涛2015年到2017年年初最主要的工作之一。“这个组长，可不是说当就当的，你得有责任感，要对国家负责啊，”王涛强调，“不能出差错。”

    制定规划，特别重要的就是问题导向——要搞清楚农业科技还面临什么问题，农村发展对科技还有哪些需求。

    要把这些搞透，需要洞察，也需要体察。

    规划不能是空中楼阁，还得真正贴近农村和农民。对这一点，王涛已是轻车熟路。他干了几十年农业，早已明白在田间地头做学问的道理。

    他领着专家团队，在河北承德建立马铃薯产业现代化技术研究院，创办了旱作农业节水示范区，开展马铃薯从种到收全程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综合生产技术试验示范，每年去承德不下十次。

    除了牵线促成中国农大专家、教授与承德的合作，最近三年，王涛也在承德市围场县牵头组织十万亩旱作农业节水示范区，三年下来，节水达到46%，节肥达到26%，增产20%，主持推进承德争创国家首批高新农业示范区。

    “王涛对承德市的农业发展出力很多。” 承德市农牧局局长张学东慨叹，“他是一个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专家。”

    由于频繁下乡，深入生产一线，王涛的所谓“活动照片”，大多是在农田或大棚。

    要让学生看到农业发展的前景

    王涛不是专职科研人员。行政工作的经历，也给了他对农业这一行当更深的体悟。

    在中国农业大学任职期间，王涛最开始管理的是学科建设。后因工作需要，他不得不研究其他学科知识。他至今还记得，当年兽医学知识最难啃，知识体系和他之前了解的相去最远。“但你要搞好工作，就要多读书，要和科学家多交流。你得懂他们的知识和语言，当一个内行人。”

    所以，农业学科中的那些门道，王涛自信都能说得清清楚楚。

    其实，自认为已经是个农民的王涛，并非出身农民家庭。当年高考没有考好，老师建议，你报农学院吧。“就这么就进来了。”王涛笑言。

    他知道农民苦。农村的年轻人为何进了城就不愿意回去？理由简单，又让人嗟叹——在农村，洗澡和上厕所条件恶劣。“基础生活质量还是得不到保证。”王涛说着，又摇了摇头。

    自己干了一辈子农业，又在农业院校工作多年，王涛对学农的学生，也怀揣着一个老农业人的期许。

    学农，听起来有点“土”。但正在学校读书的那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他们肩上责任重大！”王涛说。

    现代化的农业什么样？王涛想着，那时候，农业跟“土”字就不沾边了：农业卫星在天上遥测农情，无人机采集农作物生长状况数据；田里还埋着各种传感器，向卫星和无人机发送数据；无人机和卫星采集的数据又不断报告给在田里工作的无人拖拉机，拖拉机自己就能实现精准管理，这里给点氮，那里加点磷……

    “这就是我的梦想，你们这一代人一定能见得到这种景象。”王涛对科技日报记者说，“技术的进步，真的能让农民换个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