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中，王国维是逸闻趣事比较少的一位。这或许与他的嗜好不多有关。据说，他最大的嗜好是淘古书，此外，也就是喝口黄酒、吃点小零食了。没什么嗜好的王国维，却在110年前写了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名为《人间嗜好之研究》，大概是中国现代学术史较早研究“嗜好”的文章。“人间”是一个颇受王国维青睐的词，除了极负盛名的《人间词话》，有时他甚至用以自署。在他笔下，这个词除中文本义之外，也暗含日文内涵，兼具“人世”和“人生”两种意蕴，在这篇文章中也应作如是观吧。

    读过王国维的人，应该能体会到他思想中弥漫的厌世、悲观情绪，早年尤其如此。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他认为，人在世间，必有无可躲避之苦痛。这是因为，人要讨生活，或劳心，或劳力，“如此者，吾人谓之曰工作”。工作是一种“积极的苦痛”。而人又不能终日工作，“岁有闲月，月有闲日，日有闲时”，工作愈简，闲暇愈多，于是，又会陷入“空虚之消极苦痛”。“人欲医此苦痛，于是用种种之方法，在西人名之曰‘To kill time’；而在我中国，则名之曰‘消遣’。”一切嗜好都是由此而起的，所以，“嗜好之为物，本所以医空虚的苦痛者”。因此，嗜好虽高尚卑劣不等，本质上都是对空虚之苦痛的慰藉。

    无独有偶，王国维写作此文约15年后，梁启超在南北各地接连演讲，大谈趣味之旨。他说自己是信仰“趣味主义”的，倘若用化学分析“梁启超”，把里头叫趣味的元素抽离，剩下的就是个0了。他还说，活在趣味里，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如此看来，梁启超的趣味与王国维的嗜好颇有相通之处。

    今天重读两位前贤的观点，尤有启人思考之处。当下，人工智能正在飞速发展，无人驾驶、无人工厂……各种以“无人”冠名的新事物层出不穷，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捷惊喜的同时，也让人担忧是否会将“人间”变为“无人”的世界。当真人把假人造得越来越真，真人与假人的本质区别究竟在何处？当真人把世界零敲碎打地交给假人，最后的自留地又在哪里？随着这一切悄然降临，王国维说的“闲暇愈多”也正在生活中变成现实，越来越闲的真人们如何化解越来越沉重的“空虚之苦痛”呢？或许，今天的假人还没有“被进化”到去思考这些问题，但作为真人的我们，却已经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了。

    在我看来，这一切问题的答案，至少部分可在对“嗜好”与“趣味”的体悟和坚守中寻到。按梁启超的说法，趣味是一种“无所为而为”。凡是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另一件事为目的而此一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而使用手段，目的达到，手段便可抛却。趣味则不然，是一种不为什么而做的事。王国维对嗜好的看法与此相仿。他说，“直接为生活故而活动时，谓之曰工作”，“为活动故而活动时，谓之嗜好”。他把嗜好分为若干层次，抽烟、喝酒是较低的层次；宫室、车马、衣服、书画、古玩等稍高一些；最高尚则是文学、美术。但是，不管哪一种层次，只有以之本身为目的，才可算作嗜好。

    按此推论，再智能的“假人”所擅长的，大体上都归属于王国维所言的工作或梁启超的“有所为而为”。正因为如此，他们可以凭借精密的算法应对外部世界，从而十分理性、无比高效地完成一个又一个功利目标，在这一点上，TA们可能远比“真人”称职。

    行文至此，想起微信朋友圈里曾流传过的一篇文章，大意是无癖好者不可深交。在不远的将来，是否有癖好，没准儿倒会成为辨识“真人”“假人”的标准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