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丝绸之路始终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商队牵着驼队去东方交换异国物件，朝圣者走过万里之路以践行信仰，这条道路创造并传递着财富、智慧、宗教、艺术，也引发过战争、疾病和灾难。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文化因素开始频频出现在西方幻想作品中，塑造着他们对丝绸之路的文化印象。

    被发明的历史： 记忆中的丝路印象

    公元1870年，当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时，世界上还极少有人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丝绸之路概念最初是有限的：它起于东周与东汉的都城洛阳，终点则是中亚索格底亚那地区的撒马尔罕。但在随后的百年之中，丝绸之路的概念不断延伸，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高原、小亚细亚，乃至印度河流域与黎凡特也被包含其中。而与这一概念相关的记忆，也在一次又一次地扩张与重新定义中被人为构建出来，并在近现代成为西方世界“东方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没有哪个接受过基本通识教育的现代人未曾听说过“丝绸之路”，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克拉维约东使记》，古老的记载被有意识地发掘出来，并构建成了近现代西方人的“丝路记忆”。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西方通俗文化中“异域风情”和“猎奇主义”倾向的发展，与丝绸之路相关区域，尤其是中亚，有关的文化因素开始频频出现。先是报纸上的花边和杂志上的杂谈，然后是通俗地摊小说和连环画，再然后是各种各样的幻想作品体裁：漫画、电影、动画、游戏……这些琳琅满目的文化产品从无到有地为全球的文化受众们塑造出了丝绸之路的文化印象。

    但正如所有基于消费需求的文化产品一样，这个来自通俗文化的丝绸之路与其说是文化产品创作者脑海中的印象，倒不如说是它的预期受众们的印象。精明的文化商人们只是充分顺应了这一切，从而营造出了受众们希望看到的东西。因此，这条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丝绸之路是“向后看”的。

    回望过去： 想象中的异域符号

    虽然各类幻想文化归根结底都是“fantasy”的衍生物，但奇幻与科幻的价值观取向在整体上往往存在显著差异：科幻作为工业革命在文化领域的衍生产物，整体上是“向前看”的，关注的方向是未来；而当代奇幻的开山鼻祖托尔金则毫不掩饰地宣称，他想要创造属于英国的“新神话”，定下了奇幻“向后看”的怀古主义基调。而当我们分析两类幻想文化的地理坐标时，又不难发现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幻作品习惯于将坐标放在科技发达的国家与地区，而奇幻则更青睐那些有着神秘“异国情调”的地带，比如同样以金字塔文明的埃及与中美洲，这两片土地的过去被人们反复发掘，但却极少有人去展望它们的未来。

    现代文化产品的受众们对丝绸之路并不陌生，因为作为同时象征着“东方”与“他者”两个概念的文化符号，它已经无远弗届地渗透到了通俗文化的每个角落。当一个奇幻作家、编剧或者游戏脚本设计者拿起铅笔，开始勾画架空世界的地图时，这个符号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们的笔下：在文明世界中心的东方，一个与文明人进行贸易的、有着商业传统和无数奇珍异宝的异域文明体系。而波斯的祆教传统（奇幻小说中的魔法师一词就来自于祆教的mage）则进一步为这个符号蒙上了神秘主义面纱。对于奇幻而言，这个一半来自历史、一半来自想象的文化元素已然如此不可或缺——无论是在《波斯王子》那样的历史奇幻里，抑或《暗黑破坏神》这样的纯粹架空世界中，都不难见到这一元素的痕迹。

    然而，如果我们试图在“向前看”的作品中寻找与丝路有关的蛛丝马迹，却很难有所收获：没错，虽说除了中俄之外的严格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在科幻舞台上处于近乎完全缺席状态，但广义的科幻作品却也没有完全遗忘这片土地。不过，在大多数与之或多或少有所联系的科幻作品中，这片土地却仍然呈现着与上世纪的奇幻与冒险小说相似的“他者”和“远方”形象，唯一的区别在于，在奇幻作品中，丝路是丝绸、黄金、宝石和香料前往“文明世界”的中介；而在广义上的科幻、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类似作品中，它所运送的则是失窃的核材料、军火、“里海怪物”和化石燃料；二者的形象都是一条大漠黄沙中的道路，只不过前者的彼端是神秘的“东方”，后者则指向前苏联的废墟，一个同样神秘，只不过覆盖着一层科学与工业化的灰色外壳的“东方”。

    无论是汤姆·克兰西还是其他作者，在作品中提及这片土地时，他们并不真的打算描写它和生活在其上的人群，而仅仅将其视为背景，一个为了给故事本身提供某种合理性、并使其更贴近于受众想象中的“现实”而添加的元素。在另一些科幻作品中，无论是尼尔·斯蒂芬森笔下那些在后现代城市里担当底层犯罪者的中亚移民，抑或是斯卡尔齐在《毛毛星球》里提及的塔吉克斯坦黑心制药厂，无不是西方视角下笼统的“第三世界”的模糊投影，并不具备独特的形象。

    管窥“他者”： 东方世界的模糊影子

    金·斯坦利·罗宾森的《米与盐的年代》构建了一个西方文明被疾病毁灭的世界背景。但正如读者指出的那样，这其实仍然是一个“没有西方的西方中心故事”，是将西方近代史巧妙地嵌套进了亚洲的历史框架中。无论是让丝绸之路替换地中海商业圈的角色，抑或让近代科学火种在撒马尔罕点燃，都改变不了这一点。

    在这条商道屈指可数的几次全面贯通中，最后、也最重要的一次是蒙古西征后的那个世纪。虽然蒙古人的后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衰败凋零，但在那个最初由近代的西方通俗文化产品消费者构建起来的丝绸之路概念中，却永远不会缺少鞑靼骑兵的影子。在现代人的潜意识中，丝绸之路的“中介”定位仍然没有改变：在大家并不陌生的《钢铁侠》电影开头，那些盘踞在兴都库什山脉洞穴中的恐怖分子全都有着高加索人与中东人的面孔，看不出丝毫与这个曾是犍陀罗文化重要根据地的国家相关的因素。在这一点上，一切并没有改变，变化的只有那些沿着丝路而来的危险“他者”的面孔。所有人都知道丝绸之路，但绝大多数人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遗忘住在这里的人们。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这片土地上的人不能比过去更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这种状况在未来仍会持续下去。在将来的文化视野中，丝绸之路也许会博得更多关注，但它本身却仍然只可能作为中介和背景存在。当人们通过光怪陆离的文化肥皂泡眺望它时，他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模糊的“东方世界”影子，以及伫立在这个影子对面的景象。

    从这种角度上看，当前幻想文学作品中的丝绸之路就像是一张嘴，它咀嚼、吞咽了无数来自亚欧大陆两端的文化因素，而自身却没有得到什么。在失去功能后沦为了人们记忆中的一个变异了的符号也就是意中之事了。未来，这条绵延千年的古老道路，是否会随着双向交流的脚步，改变固化于人们记忆中变异了的文化符号，我们有理由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