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感言

    不知从何时起，“最年轻博导”“最年轻教授”和“最年轻院士”等各种版本的“史上最年轻”开始流行。两会相关舆论中，近似词汇也偶尔浮现。

    应该说，艳羡年轻是人之常情，尊重职业成就更是好事，但如果博导、教授、院士等头衔非得加上“最年轻”才值得关注的话，则有点过头了。

    虽然关于科学发现“最佳年龄”的说法流传已久，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其实年龄和科研绩效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关系模式，不同时代、不同学科存在较大差异。在人才评价和支持过程中，过于倚重“最佳年龄”来判断一个人的科研前途和“投资回报率”，既失之草率、更失之公允。

    在一个快速变化、激烈竞争的时代，人们确实容易奉“快鱼吃慢鱼”和“成名要趁早”为圭臬，害怕落伍掉队，担心一步错过就步步错过。但研究发现，作为个人，缺乏耐心会抑制创造力，导致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停滞；作为社会或机制设计，缺乏耐心会助长短期行为，进而影响到实物和人力资本的总体供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缺乏耐心和短期行为，对不确定性较高、周期较长的创新与科研活动可能影响是最大的。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要在科研和创新上奋起直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引入竞争、强化激励，在人才、团队和机构评价中“数论文”“算影响因子”，让科研人员快出成果、出好成果。初衷是好的，但具体实践中也存在一些缺乏耐心的过度激励和短期行为，存在“追热点、赶时髦”现象。

    当前，我国经济体量和研发投入都已位居世界第二，有能力更有必要做一些风险更高但收益也更大的事情，有条件相信“时间的玫瑰”。我们要有更平和的心态，既要乐见“自古英雄出少年”，也要相信“大器晚成亦可期”。

    毕竟，科技创新是一件有才有志有诚者共同为之的事，不必以年龄论短长、以辈分争高下，煞有介事地追那顶“史上最年轻”的帽子。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