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晔

    两会观察

    “我们现在吃的八个苹果的营养，只有奶奶时代吃的一个苹果那么多……”

    这是在一次科普讲座中，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用“八个和一个的故事”向公众分享了土壤污染的现状。

    “中国关于土壤的科普太少了。”陈能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科普既是科学家的责任，同时科普也没那么简单。他想要做的，就是“努力传播多些，传播好些”。

    说起科普，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科技人员。然而，像陈能场这样乐于献身科普事业的科学家还是太少了。中国科协原党组副书记齐让委员从2008年开始持续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科技人员从事直接研究、间接研究、其他事务各占1/3，科普工作基本没有在其中体现出来。

    评价体系下折翅的科普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去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科技三会”上的这番讲话让许多科普工作者难抑兴奋。

    然而，中科院院士袁亚湘委员兴奋之余却有另一番体会：“真正做起来不是那回事，评价体系上对科普不重视，在导向上就不鼓励嘛。”

    他同时在中国和美国担任自然科学基金评委，通过对比他发现，美国在申报项目时会明确要求科学家说明这项研究对社会的贡献在什么地方，“这包含着强制的科普要求”，而我国在项目验收时虽然也有类似打分项，但是大多走走过场，对项目不构成主要影响。

    袁亚湘说，现在上至大学排名、下到个人评优都采用科研论文、专利等硬指标，而科普可能连一个软指标都算不上。

    在中科院院士陈凯先委员看来，科普的外部环境正在好转：国家评科技奖的时候，加了一个“科普奖”；在一些国家科技项目中，已经开始有一些关于科普的制度性设计，但还远远不够。

    舆论“审判”让科学家沉默

    “有人一讨论转基因就扣大帽子，说支持转基因就是卖国贼、汉奸。”袁亚湘对这样一种社会舆论生态相当不解，“有争论很正常，但是媒体和公众人物不要轻易当法官，现实情况是辩论才开始就一棍子把人打死，这本身就不是科学的态度和做法。”

    无疑，科学家最了解最新的知识、最前沿的科学进展，而且他们最有资格告诉公众，解答国民最为关心的热点科学或相关社会问题，揭露伪科学。但是现实中的舆论环境，让许多科学家对发表科普文章传递科学知识犹豫不前。

    “我们今天科学的发展肯定是阶段性的，现在认为的科学真理，也许在将来还会有新的认识和发展。”陈凯先说，科学的态度应该是追求真理、越辩越明。

    齐让告诉记者，公众科学素质的定义包括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能力。

    在袁亚湘看来，做科普不是简单地传播科学知识，主要是要传播科学精神、方法、观念，让大家讲科学。“我是搞数学的，科普不是为了教大家数学知识，就好像我喜欢跑步，并不是为了拿冠军，而通过跑步我心情愉快更加热爱体育。”

    科普是科学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假如一个教授科普做得很好，但对他评职称没用啊，大家都以为做科研做不好才去做科普的，这是很要命的观点。”袁亚湘苦笑着说。

    科学家很少能从科普中获得物质奖励，做科普的动力往往源于自身的责任感和来自受众的成就感。但对于最重视声誉的科学家来说，这样的动力常常敌不过科学界的不理解带来的压力。

    “科普是需要经验积累和锻炼的。”中国首位卡尔·萨根奖得主郑永春坦言，科普绝非易事。

    郑永春希望这种状况早日改变，也试图用自己的努力证明：科学家可以兼顾科研与科普工作，做科普不是“不务正业”，其社会价值一点儿都不比科研差。“如果学术界能够形成共识，认可这份公益心，就是最大的支持。”

    科学普及作为创新的一翼，当前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其中除了“钱”的原因，“人”的因素无疑更为突出。齐让告诉记者，中国科协今后将挖掘退休的老科技工作者的潜力，“他们有能力、有意愿也有时间做科普，今年打算培养一批科普讲师，层层抓下去，希望能在每个县都建立起一支科普讲师队伍。”

    观念的扭转，需要时日。但袁亚湘坚信，再伟大的科学家也有进行科普宣传的责任。“华罗庚是一位顶级的数学家，我从小就读他编写的科普小册子，科普做得好会影响一代人。”

    （科技日报北京3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