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中常会用“to work like a horse”来表达某人要努力工作；汉语中常用“牛一样的勤劳”“老黄牛一样的精神”来夸奖一个人。牛与马在东西方文化中有着不同的用途与地位，围绕着它们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意象。从与农业相关的角度来考察这两种动物，那就是犁地了。

    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前期的欧洲，拉犁主要还是靠公牛，为何此时没有用马来耕地？学者们认为，一是当时的“两田制”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马；二是适合马耕的技术装备尚不健全。那时的马还没有钉马掌，马蹄经不起地里各种小石头的折腾，即便不下地，日常运输也不能长途进行。

    欧洲大规模使用马耕是在12世纪以后。马耕最终能取代牛耕，我想还是因为它适应社会的普遍需求。其实二者各自优劣的比较，人们通常还是会从成本与收益角度进行分析。13世纪农学家们的看法是：“马吃更多的燕麦，马得钉掌，而牛不用这些。因此，养马的费用比牛多4倍。而且牛的脾气更温顺、老了还可以卖个屠夫吃牛肉，而马只能卖皮，甚至有一段时期，马是不允许被宰杀的。所以，马的价值折损费较大，而牛的保值性却较高。”

    另外，马更容易生病，我国的农书里记载，把猴子拴在马圈里闹腾它，就是一种防止生病的措施。吴承恩给猴头孙悟空安个“弼马温”的官衔，就是这个道理。

    但马的优势也很突出，首先它用途广泛，驼、骑、拉，民用、军用都可以。在速度与炫耀性消遣上，马也比牛有优势多了。拥有了马，农户农闲之余还能体验下策马奔腾的感觉呢。速度就更是马的特长了，16世纪的法国农业家们高度赞扬马耕：“马一天干的活是牛的3倍甚至4倍”。对于农民而言，快速犁完地，当然是好事。

    但是马耕比牛耕更快的论断，放在不同的社会，答案不完全一样。耕地是人与动物相互配合的协作式劳动，最终效率是两者合力的结果，不是单一由马或者人可以决定的。再后来，当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要普及时，那些推广耕地机器的宣传者们又把马耕说得一无是处。上世纪50年代，苏联作家伊林《五年计划故事》中说道：“马是所有机器中最贪食，最嘴馋的。它要嚼掉农民田里出产的一半。在乌克兰草原地方，农民为他的马一年要花费五十金镑——跟他给全家人所花费的一样多。”这是一段鼓吹集体化农业的文字，无外乎就是说集体农业可以推广机械生产、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劳动工具。

    再聊我国的情况。《老子》中有这样一句话：“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这是对马在农耕社会中的主要功用转化的扼要说明。对于“却走马以粪”的解释，学界前辈有充分的讨论，但无论何种解释，都说明和平期间马的主要功用不在于军事了。也就是说，马的军事用途在我国古代是第一位的。

    在中华农业文明图景中，牛耕是必备元素之一。在战国牛耕推行前，土地主要是靠“耦耕”来翻地，这是一种人力的耕地方式。孔子弟子冉耕、司马耕，皆以牛为字，就可为证。到了汉代，在北方关中地区出现“二牛抬杠”的耕地形式。再后来，随着犁具的改进，牛耕的效率越来越高。当然，农民除了用牛耕之外，也还是有用马耕地。

    据《盐铁论》卷三《未通》称，西汉时“农夫以马耕载”，同书卷六《散不足》记：马“行则服轭，止则就犁”。只是养马的成本很高，不是普通农家可以支撑的，据称当时养马一匹“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故而中原农耕区少有马耕，其主要是在边缘地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存在。

    明代文人徐渭把自己的不得志，说成“于文不幸若马耕”，由此可见在汉文化中马耕的地位了。

    对于中华农业文明中不普遍使用马耕的原因，排除动物生理特点、技术因素，我认为还是主要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农耕文明周边是被游牧民族包围着的，从殷商征伐鬼方，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再到秦始皇修筑长城，至汉匈奴战争，五胡乱华，唐代与突厥的战争，宋代与西夏、金、蒙古，明代与漠北蒙古，清代对西北的用兵，桩桩件件都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抗。这种文明的冲突是地缘政治在扩张中的交织与对抗。

    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马这种动物多数时候充当的是“战车”角色。汉人用骑兵的技术天然不如游牧民族高超。蒙古铁骑能横扫欧亚大陆，靠得就是卓越的骑兵。马是骑兵的关键，没有好马，骑兵的威力会大打折扣。在不同兵役制度下，对马的管理方式也是不同的。马匹，尤其是好的马匹，在战时要被国家征用。不仅如此，历代对马的管理有一套制度，叫“马政”。由此也可体会到马的军事用途更被重视，正如牛的农业用途被重视一样。《商君书·去强》说：“强国知十三之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状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取食之数，利民之数，牛、马、初槀之数。欲强国不知强之三之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为了强国，政府需掌握确切的“牛、马之数”，这就是“农战”思想的体现。

    且不说马耕了，就连牛耕到后来在南方人口稠密的农业区也不那么普遍了。取而代之的是“人耕”或用“铁塔翻耕”。黄宗羲在《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五中对“人耕”这种形式表现出惊奇态度的同时，也分析了缘由，他说：“人耕，其法用三人一杠，杠中依于犁，一人柄后，一人掲前，又一人别绳牵牛辕，大抵穷而通牛之变”。此外还有如：土地零碎化，劳动力够多，养牛成本大，每家拥有耕地少，牧地被侵占、养牛的空间被压缩等。曾雄生先生从“放牛”到“縻牛”的视角，来解读了我国“跛足农业”形成的原因，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试想连对空间要求不高的牛，就要拴着养了（宋代农学家陈旉出的主意，就是在陂塘的埂上种树，用来绑牛）又哪里还有足够的空间养马呢？要是有，恐怕也只有在人地关系相对宽松的山区了。故有俗语“放马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