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新闻进行到底

    最近，笼罩在“桑拿天”下的北京，异常燥热。

    这几天，身为2016年“中国间隔年计划”项目负责人的廖小涵也忙得热火朝天。

    “中国间隔年计划”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办，每年从报名者中选出10名学生，对其给予资助并派导师进行指导，帮助他们完成“间隔年”。

    2016年是该计划发起的第二个年头，在6月30号公布了今年的入选名单，入围者即将在8月底启程出发。“小伙伴们快出发了，很多细节要赶紧落实，选导师、确认行程……”没等记者发话，这位90后项目负责人连珠炮似地说个不停。

    作为一个舶来品，“间隔年”的概念近年来逐渐为更多人所了解。在欧美，年轻人在升学前或毕业后、工作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或义工等，在正式步入下一个生活阶段之前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一年，被称为“间隔年”。

    根据某机构近日公布的2016年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大数据报告显示，“间隔年”进入最爱毕业去向的前5名，旅游和做义工成为他们“间隔”的主要方式。毕业不就业，来场“间隔”似乎成为一种时髦的选择。

    与现实的“苟且”相比，“间隔年”的美好看上去更应和“诗和远方”。

    纠结后的选择 一群很“较真”的年轻人

    就在一年前，作为“间隔年计划”的首批资助的大学生之一，廖小涵的身份还只是该活动的参与者。

    那时的她正处在一个选择的当口——大四。

    作为一名中山大学信息工程专业的应届生，成绩优异的廖小涵当时既可以选择保研，也可以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令所有人不解——她统统放弃了。

    这颗“任性”的种子早在入学时便埋在心里。“当时高考选专业的时候，家里人说做IT、当软件工程师很赚钱，我就同意了。当时是没感觉嘛，就跟高中选文理科一样，后来上学后就不开心，这不是我想要的。”

    偶然间，她读了特蕾莎修女的传记，接触了公益，从在敬老院做义工到去模拟联合国实习，开始参加各种NGO活动。“我发现公益不错耶，至少很开心。”

    到了大四，面临职业选择，不再像四年前选专业那般，她决定尝试后再说，用“间隔年”来确认从事公益行业的可能性。“选择一个工作就像结婚一样，总要先谈个恋爱才知道合不合适。‘间隔年’就是恋爱期，看看我能不能进公益这行。”

    廖小涵说，很多间隔小伙伴像她一样，都是一群“较真的小同学”。“很多人不理解我，觉得你明明可以有更轻松的选择，为什么偏要这样，觉得我浪费了一年时间。但当时的我真的很纠结，必须要找出一个答案。”

    这种苦闷的经历，刘诗游也曾有过。5年前，他在非洲大草原上度过了一年的“休耕期”。当时正在读大三的他深陷迷茫：课本知识陈旧、实习也无趣，他开始和自己过不去，于是果断休学，开启了间隔模式。

    “间隔的背后是内心的冲突，其实反映的是自己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这一事实。” 回忆起5年的“率性而为”，刘诗游坦言当时“间隔年”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想了解除了那些常规的大学毕业出路，还有什么可能性，渴望更丰富的经历，想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

    刘诗游把“间隔”看成是在浓雾中行走时获得的一个指南针，它告诉你每条路是直达彼岸，还是背道而驰。“间隔让你跳出既定的生活模式，从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正因为脱离了原本的轨迹，可以相对专注于自己想尝试的事情，受外界影响较小。”

    找寻，是很多上路人的理由，一年后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没找到。

    显然，这一年给了廖小涵答案。

    绝不是说走就走 理性挂帅的“间隔气质”

    2016年“间隔年计划”启动后，廖小涵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阅读报名者的“间隔计划书”，从中筛选出优秀者。什么样的人会脱颖而出呢？廖小涵用了一句流行语“主要看气质”。

    “间隔绝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些提交的计划只是一份旅游行程，这显然是不能通过的。”在间隔途中，廖小涵遇到过因升学失败或人际关系等原因“间隔”的在校生，她更愿意把这称为“散心”而不是“间隔”。

    在廖小涵看来，间隔是件严肃的事。“这一年是要带着问题上路的，知道自己为什么走，这一路要体验什么、做什么，而不是回避。一年后回来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之前怎么样还会是那样，甚至整个人的生活节奏都变了，想重新适应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时候你的起点，比起你出发之前反而更低了。”

    廖小涵说，“间隔”不是“诗和远方”，而是让你更好地“苟且”。“在你不知道如何‘苟且’的时候，间隔给你点时间，让你选择一种最适宜的方式。旅游、义工这些形式从来不是间隔的必备品。你也可以在工作、学习的同时间隔，换一种节奏思考、探索自己。如果有人不用间隔就找到自我，我很羡慕他。”

    勇气也是“间隔气质”中不可或缺的一点。

    不可否认的是，间隔也是风险很高。“选择间隔就意味着失去了应届生的黄金身份，落户等优惠政策基本很难享受了。”廖小涵说。

    在知乎“那些间隔年后回来的人都怎么样了？”一问的回答中，网友“陈湘湘”给出了这样的答复：这一年会让你失去应届生的求职平台，失去工作奋斗的连续性，甚至丢失一部分工作技能，而且回来后可能发现生活节奏和环境都改了，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如果没有先给自己留个退路，对自己、对家人都是很不负责任的。

    刘诗游告诉记者，间隔年的弊端也是明显的，一整年的时间和机会成本；亲人朋友不理解导致彼此关系的恶化；一般来说不菲的财务投入；需要考虑和适应间隔年后如何回归正常的生活轨迹，或者永远不回归；还有就是被划分为“异类”的风险。

    “如果觉得间隔年的这些‘损失’都可以承受，也经过了理性的思考，那时候再谈出发吧。”廖小涵对记者说。

    间隔之重 “谁也耽误不起”的一年

    “家里一半，实习工资一半。”这是刘诗游一年“休耕期”的生活费来源。“间隔期间参加了商业实习，不过薪水不高，不够日常花销，剩下的就是家里的钱。”

    参与“间隔年计划”的学生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基金会虽然会给10位参与者每人3万到1万不等的奖励金，但显然这不足以支付一年的花销。

    去年8月到12月，廖小涵去印度、尼泊尔做义工，在此期间资助金就基本花光了。转年到了春节，靠着家里人给的压岁钱以及自己回国实习挣的钱才勉强维持了“间隔”。

    “在国外发展模式已经相对成熟，首先从官方角度就非常支持，会有很多基金会向间隔人群提供帮助，类似于借你一部分钱。其次，企业和学校的态度也很开放。”廖小涵指出，考虑到就业率和升学率，在国内提交休学申请，真的要拼一下“人品”。“有的学校很开明，鼓励你去探索世界，但也有一些学校会劝你还是在学校好好读书。”

    而更大的阻力则来自于社会大环境。“现在，中国普遍成功学导向，要作‘别人家的小孩’。 一根独木桥你只有把别人挤下去才是成功的，如果被挤下去就是失败。选择间隔，家长们觉得这一年的时间输不起。”廖小涵说，去年10名入围人选中，最终成行的只有8位，其余两位则多多少少受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

    从学校水平来看，在今年报名“间隔年”的在校生中，来自211、985院校的学生不足1/10，而男女比例从去年的3∶10跌至2∶8。“承载越多社会期待的学生越不敢轻易‘浪费时间’，他们觉得机会成本太高了，耽误不起。而男性更是肩负了更多的生存压力，毕业不去工作而是去骑行、义工，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廖小涵说，反而来自普通高校的学生心态会更平和一些，对于今后发展不会那么“计较”。

    虽然今年的报名人数是去年的一倍，但离廖小涵心中对“间隔”未来的期待还相差很多。“我并不是要把间隔推广到每个人，而是希望传播的是一种关注内心声音的间隔年理念，跳出固有模式，看看自己。间隔年理念的深入人心，仍是一项道阻且长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