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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舶来品,“间隔年”的概念近年来逐渐为更多人所了解。在欧美,年轻人在升学前或毕业后、工作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或义工等,在正式步入下一个生活阶段之前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一年,被称为“间隔年”。 |
■将新闻进行到底
最近,笼罩在“桑拿天”下的北京,异常燥热。
这几天,身为2016年“中国间隔年计划”项目负责人的廖小涵也忙得热火朝天。
“中国间隔年计划”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办,每年从报名者中选出10名学生,对其给予资助并派导师进行指导,帮助他们完成“间隔年”。
2016年是该计划发起的第二个年头,在6月30号公布了今年的入选名单,入围者即将在8月底启程出发。“小伙伴们快出发了,很多细节要赶紧落实,选导师、确认行程……”没等记者发话,这位90后项目负责人连珠炮似地说个不停。
作为一个舶来品,“间隔年”的概念近年来逐渐为更多人所了解。在欧美,年轻人在升学前或毕业后、工作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或义工等,在正式步入下一个生活阶段之前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一年,被称为“间隔年”。
根据某机构近日公布的2016年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大数据报告显示,“间隔年”进入最爱毕业去向的前5名,旅游和做义工成为他们“间隔”的主要方式。毕业不就业,来场“间隔”似乎成为一种时髦的选择。
与现实的“苟且”相比,“间隔年”的美好看上去更应和“诗和远方”。
纠结后的选择 一群很“较真”的年轻人
就在一年前,作为“间隔年计划”的首批资助的大学生之一,廖小涵的身份还只是该活动的参与者。
那时的她正处在一个选择的当口——大四。
作为一名中山大学信息工程专业的应届生,成绩优异的廖小涵当时既可以选择保研,也可以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令所有人不解——她统统放弃了。
这颗“任性”的种子早在入学时便埋在心里。“当时高考选专业的时候,家里人说做IT、当软件工程师很赚钱,我就同意了。当时是没感觉嘛,就跟高中选文理科一样,后来上学后就不开心,这不是我想要的。”
偶然间,她读了特蕾莎修女的传记,接触了公益,从在敬老院做义工到去模拟联合国实习,开始参加各种NGO活动。“我发现公益不错耶,至少很开心。”
到了大四,面临职业选择,不再像四年前选专业那般,她决定尝试后再说,用“间隔年”来确认从事公益行业的可能性。“选择一个工作就像结婚一样,总要先谈个恋爱才知道合不合适。‘间隔年’就是恋爱期,看看我能不能进公益这行。”
廖小涵说,很多间隔小伙伴像她一样,都是一群“较真的小同学”。“很多人不理解我,觉得你明明可以有更轻松的选择,为什么偏要这样,觉得我浪费了一年时间。但当时的我真的很纠结,必须要找出一个答案。”
这种苦闷的经历,刘诗游也曾有过。5年前,他在非洲大草原上度过了一年的“休耕期”。当时正在读大三的他深陷迷茫:课本知识陈旧、实习也无趣,他开始和自己过不去,于是果断休学,开启了间隔模式。
“间隔的背后是内心的冲突,其实反映的是自己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这一事实。” 回忆起5年的“率性而为”,刘诗游坦言当时“间隔年”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想了解除了那些常规的大学毕业出路,还有什么可能性,渴望更丰富的经历,想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
刘诗游把“间隔”看成是在浓雾中行走时获得的一个指南针,它告诉你每条路是直达彼岸,还是背道而驰。“间隔让你跳出既定的生活模式,从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正因为脱离了原本的轨迹,可以相对专注于自己想尝试的事情,受外界影响较小。”
找寻,是很多上路人的理由,一年后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没找到。
显然,这一年给了廖小涵答案。
绝不是说走就走 理性挂帅的“间隔气质”
2016年“间隔年计划”启动后,廖小涵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阅读报名者的“间隔计划书”,从中筛选出优秀者。什么样的人会脱颖而出呢?廖小涵用了一句流行语“主要看气质”。
“间隔绝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些提交的计划只是一份旅游行程,这显然是不能通过的。”在间隔途中,廖小涵遇到过因升学失败或人际关系等原因“间隔”的在校生,她更愿意把这称为“散心”而不是“间隔”。
在廖小涵看来,间隔是件严肃的事。“这一年是要带着问题上路的,知道自己为什么走,这一路要体验什么、做什么,而不是回避。一年后回来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之前怎么样还会是那样,甚至整个人的生活节奏都变了,想重新适应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时候你的起点,比起你出发之前反而更低了。”
廖小涵说,“间隔”不是“诗和远方”,而是让你更好地“苟且”。“在你不知道如何‘苟且’的时候,间隔给你点时间,让你选择一种最适宜的方式。旅游、义工这些形式从来不是间隔的必备品。你也可以在工作、学习的同时间隔,换一种节奏思考、探索自己。如果有人不用间隔就找到自我,我很羡慕他。”
勇气也是“间隔气质”中不可或缺的一点。
不可否认的是,间隔也是风险很高。“选择间隔就意味着失去了应届生的黄金身份,落户等优惠政策基本很难享受了。”廖小涵说。
在知乎“那些间隔年后回来的人都怎么样了?”一问的回答中,网友“陈湘湘”给出了这样的答复:这一年会让你失去应届生的求职平台,失去工作奋斗的连续性,甚至丢失一部分工作技能,而且回来后可能发现生活节奏和环境都改了,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如果没有先给自己留个退路,对自己、对家人都是很不负责任的。
刘诗游告诉记者,间隔年的弊端也是明显的,一整年的时间和机会成本;亲人朋友不理解导致彼此关系的恶化;一般来说不菲的财务投入;需要考虑和适应间隔年后如何回归正常的生活轨迹,或者永远不回归;还有就是被划分为“异类”的风险。
“如果觉得间隔年的这些‘损失’都可以承受,也经过了理性的思考,那时候再谈出发吧。”廖小涵对记者说。
间隔之重 “谁也耽误不起”的一年
“家里一半,实习工资一半。”这是刘诗游一年“休耕期”的生活费来源。“间隔期间参加了商业实习,不过薪水不高,不够日常花销,剩下的就是家里的钱。”
参与“间隔年计划”的学生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基金会虽然会给10位参与者每人3万到1万不等的奖励金,但显然这不足以支付一年的花销。
去年8月到12月,廖小涵去印度、尼泊尔做义工,在此期间资助金就基本花光了。转年到了春节,靠着家里人给的压岁钱以及自己回国实习挣的钱才勉强维持了“间隔”。
“在国外发展模式已经相对成熟,首先从官方角度就非常支持,会有很多基金会向间隔人群提供帮助,类似于借你一部分钱。其次,企业和学校的态度也很开放。”廖小涵指出,考虑到就业率和升学率,在国内提交休学申请,真的要拼一下“人品”。“有的学校很开明,鼓励你去探索世界,但也有一些学校会劝你还是在学校好好读书。”
而更大的阻力则来自于社会大环境。“现在,中国普遍成功学导向,要作‘别人家的小孩’。 一根独木桥你只有把别人挤下去才是成功的,如果被挤下去就是失败。选择间隔,家长们觉得这一年的时间输不起。”廖小涵说,去年10名入围人选中,最终成行的只有8位,其余两位则多多少少受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
从学校水平来看,在今年报名“间隔年”的在校生中,来自211、985院校的学生不足1/10,而男女比例从去年的3∶10跌至2∶8。“承载越多社会期待的学生越不敢轻易‘浪费时间’,他们觉得机会成本太高了,耽误不起。而男性更是肩负了更多的生存压力,毕业不去工作而是去骑行、义工,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廖小涵说,反而来自普通高校的学生心态会更平和一些,对于今后发展不会那么“计较”。
虽然今年的报名人数是去年的一倍,但离廖小涵心中对“间隔”未来的期待还相差很多。“我并不是要把间隔推广到每个人,而是希望传播的是一种关注内心声音的间隔年理念,跳出固有模式,看看自己。间隔年理念的深入人心,仍是一项道阻且长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