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科技日报记者问及二十多年的科研经历中什么事情最开心时，杜立林博士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科研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的时候。

    杜立林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多年的科研经历可谓是硕果累累：自2010年以来他已在PLoS Biology，Molecular Cell，Genome Research，PLoS Genetics，Genome Biology等国际主流生物学杂志上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发表论文15篇。在2011年、2013年、2015年，他被连续特邀在两年一次的国际裂殖酵母大会上作报告，并多次应邀在DNA损伤领域和自噬领域的国际会议上作报告。杜立林于2014年入选北京市海外人才聚集工程全职工作类人才。

    就是这样一个知名的科研工作者，杜立林本人并没有记者想象中那么严肃。他说话时常微笑着，像是一个暖男，给人一种年轻阳光的感觉。他也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去过他办公室的人，都会不由自主被他屋内那个精致的生态水族鱼缸所深深吸引：深蓝色的背景，嫩绿的水草，缸底斑驳的石头，数尾色彩鲜艳的小鱼在水中欢畅地游着。

    科研是一种原创性极高的工作，这就使得科研工作者经常会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挫折。对于工作上的难题，杜立林并没有畏惧，因为他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有挫折很正常，很多时间甚至是沮丧的，所以要保持乐观，不管多困难，总会走到胜利的彼岸。”杜立林说。

    自2013年杜立林任北生所高级研究员至今，其实验室在生物学诸多领域均有建树，研究方向包括DNA损伤、自噬、以及基因组进化等。自噬是运送胞质中的蛋白和细胞器到溶酶体的一个转运途径。在外界营养缺乏时自噬会被上调，通过自我消化的方式提供细胞生理活动所需的原材料。自噬的异常与多种人类疾病相关。“我们用正向遗传筛选的方法找到了多个以前未知的自噬基因，并通过反向遗传学分析发现了特异性运送某些蛋白到溶酶体的一个新的转运途径。进一步的研究有望加深我们对自噬和其它类似转运途径的分子机制的理解。”在自噬中最重要的突破来源遗传筛选实验中，杜立林实验室的博士生刘晓曼观察到有几个蛋白可以进入溶酶体中，很像经典自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敲除经典自噬的基因并不影响这几个蛋白进入溶酶体。通过遗传筛选实验，刘晓曼发现了参与这个非经典自噬过程的基因，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回顾杜立林二十多年的科研经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7年回国之前的训练阶段，这是在没有得到独立PI之前，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奋斗，所有的科研工作都需要自己去做，“不光是智力上的考验，也有体力上的考验”；第二阶段是2007年至今，去了北生所，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之后，杜立林的身份发生转移，并且开始指导学生。

    从大学时代到如今的高级研究员，杜立林的科研生涯亦见证着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和起飞。杜立林回忆说，20世纪90年代，生物学被认为是有前途的学科，是21世纪的希望，生物系在高考中的录取分数非常高，可是国内的科研条件还不能为本科毕业后想继续深造的学生提供优越的培养环境。当时生命科学领域国内与国外巨大差距的状况有目共睹。杜立林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读研期间，更加印证这一事实。“我去了生化所感觉断层严重，老教授的研究还停留在50、60年代的水平，特别年轻的科研人员则刚开始起步。”

    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现在国内的实验室状况比之前有着天壤之别。杜立林认为现在北生所的条件完全可以与美国一流的实验室相媲美。“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变化，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投入科研的力度加大。”

    而对于现在的工作单位——北生所，杜立林认为其最大的好处是几乎没有外在的干扰，可以让人潜心做科研。“北生所给了我们不可想象的条件：250平方米的实验室，每年300万的科研经费支持。除了外部硬件的支持，北生所的稳定支持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让新来的人急于花时间申请经费，可以尽快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在杜立林看来，北生所建所之初把行政定位于服务科研，而非高高在上，这一点与国际接轨，也极大提高科研人员的科研效率。

    北生所对其学生之间实行双选制，学生先是在不同的实验室轮转，然后决定去一个最满意的，与此同时，PI也在选学生。虽然需要和所里众多的优秀实验室竞争学生，杜立林的实验室每年都有多个学生在轮转后申请加入。从他的实验室中，已经毕业了7名博士并培养了多名博士后。如今，杜立林几乎把导师当成最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这些学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在实验室里，没理由不对学生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