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涛倒是乐意留下来，至少不再受非人待遇，也有了起码的做人尊严。但他没想到，这一留就是三年。农民看他那瘦弱的身体，下地干活根本不行，就安排他学做木匠活。后来陈祖涛还帮助农民做成了一台扬场机，虽然简陋点，却提高了劳动效率。

    他还带人到一汽捡回些残次品零件，组装了一辆汽车。驾驶室没有门，发动机排黑烟，但是能开能跑。当时在东北农村，汽车还是稀罕的高档物件，农民开起来很高兴。陈祖涛和老伴带着儿子一起在自留地上种菜、养鸡，尝到了劳动生活的乐趣。

    1967年4月1日，二汽按照《老营会议纪要》开工建设设备修造厂，郧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刘景修带解放军进驻二汽。刘发电报到长春，敦促二汽职工回十堰“抓革命，促生产”。以饶斌为首在长春接受造反派批斗的大批干部职工得以返回十堰，各专业厂开始现场筹备工作，建筑队伍也在现场集结，大规模建厂局面就此展开。一个不到千人的小镇十堰，几年后就变成了一座宏大的汽车城。

    二汽成长过程中也经历了几场风雨。第一场就是“厂址造反”，部分职工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写信反对在十堰建厂，主张向东到襄樊，或更广阔的地带。1967年4月，国家建委谢北一和一机部领导在十堰现场调研，再次确定在十堰建厂。

    但“厂址造反”并未停歇。1968年6月，国家建委副主任、一机部副部长、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军区参谋长等人又到十堰和襄樊考察，其间我曾全程陪同，仍肯定十堰厂址。他们回去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汇报，并向周总理报告。最后周总理批示，二汽仍在郧阳十堰建设。闹腾几年的“厂址造反”终于过去了。

    湖北省委张体学对二汽建设十分关心，曾召集二汽领导班子到武汉开会。会上，他对陈祖涛说，“你父亲混蛋，犯过错误，那不是你的问题，你要大胆工作嘛”。

    1969年初军管升级，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为首成立二期建设总指挥部，开展所谓“设计革命”运动。批判工业设施设计“贪大求洋”、“修正主义”，于是在工厂设计中乱砍工艺设备，对水电供给设施，道路桥涵，防洪等安全设施也不放过，连工厂围墙也不准再建，说“贫下中农就是工厂的围墙”。总投资从20多亿元砍到9亿多（元）。

    孔副司令亲自在会议上批判二汽基建设计中列有几百台电风扇，就是职工生活要修了（实际那些风扇是供大厂房通风用的）。他大力提倡“干打垒”精神，把当地农民夯土打墙的办法，普遍用于现代化大厂房，甚至喊出“枪毙砖”的极端口号。1970年孔副司令先在襄樊召集全国各地派代表来开会，推广“干打垒”经验，李岚清和我曾参加听会，接着又在全国基建会议上强调“干打垒”精神。和上海的马天水一起在会上各放一炮，全国皆震动。

    在二汽部分设备刚开始安装之际，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头脑一热，突然提出要求，要当年出车500辆，1971年出车3000辆。总指挥部更强调要出“政治车”，谁反对就是政治问题。于是，大搞群众运动，机床还没到，有的零件就在石头上手工敲打。自己怎么也搞不出来的就找外地工厂帮忙，派出多人到一汽求援，把零件一件件连夜乘火车背回来。

    孔副司令在职工大会上赞扬“群众的创造性”，他说，“工人群众按图纸做的都错了，不按图纸做的倒对了”；“知识分子自己都承认，我是草包”。1970年拼凑出21辆车，一汽发电“祝贺装配出××辆车”，军代表还大为光火，国庆节曾出车到武汉接受检阅。

    怕汽车出故障，二汽派几十人隐藏在主席台后面准备抢修。到年底明摆完不成计划，军代表还表示“完成500辆计划不动摇”，教育大家这才是军队的坚强作风。1970年12月31日晚上，军代表把干部召集到食堂训话到半夜，公开说计划没有完成，谁也别想过好年。

    挨批时我原来心中窝着火，但看到张庆梓坐在邻桌低头听训，不时还偷笑一笑。我顿时好像明白了什么，火气也就消了。接着总指挥部又提出生产“政治炮”，更是劳民伤财，最后出了10台高射炮，表演一场，总算交待了。 

    (连载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