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中央小计委一位领导检查三线建设，从四川翻越大巴山来到湖北。听过陈祖涛的二汽厂址方案后，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要求二汽再往大山里走，到秦岭那里去找，评价十堰的山只是“鸡毛蒜皮”。

    这下惊动了饶斌，他带领姜季炎从北京赶来，和陈祖涛汇合又往深山里走。往西越过竹山、竹溪，到陕西白河牛瓦山、安康、汉阴等地。山地倒是更陡峭，可怎么摆下二汽上百万平米厂房？于是，饶斌又带大家回到湖北老营，进一步完善十堰厂址方案。

    1966年6月，一机部上报给国家建委，审查同意。10月，一机部牵头会同国家计委、国家建委、汽车局、湖北省委、中南三线建委和有关设计院在老营召开现场会议，二汽各专业厂代表参加，共计500多人。会场就设在老营宫内，代表们绝大多数睡在老乡家里，每人发给一捆稻草打地铺。全体代表都在临时食堂排队领餐吃饭，没有例外。

    会议期间传来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草甸镇造反小将曾到老营宫破四旧。气氛开始紧张，大家都担心二汽项目会不会再次黄掉？会上，陈祖涛详细汇报以十堰为中心的几个厂址方案，得到大多数代表赞同，但也受到××设计院一些青年的猛烈批判，无非又是“靠山不进山”，“进山不进沟”，“进沟不进洞”那些论调，主张二汽再往西进。

    五人领导小组一致坚持十堰方案，但在文革压力下，饶斌只好原则上强调“多快好省”，不便多说。还是由陈祖涛出面，在会上据理力争，一讲就是一整天。会议主持人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兵都要渡河了，你们还在议论不休……二汽还建不建啦？这样及时拍板定下十堰厂址，在关键时候保住了二汽项目。

    陈祖涛认为自己革命家庭出身，在苏联长大，没有包袱，不顾齐抗劝阻回到长春。他万万没有料到，他就此被迫脱离二汽建设长达三年之久，并受尽非人的折磨。

    接下来，陈祖涛带领汽车工厂设计处和各专业厂、包建厂开始工厂设计。蒋一子、李学诗、梁万瑞等人在老营开始总平面设计，并制作沙盘。可是，在一汽那边，工厂设计处却是最早起来造反的单位之一。“红二造反大军”来电报，勒令陈祖涛回长春接收批判。陈祖涛认为自己是小八路，革命家庭出身，在苏联长大，入党早，没有包袱，不顾齐抗劝阻回到长春。他万万没有料到，他就此被迫脱离二汽建设长达三年之久，并受尽非人的折磨。

    造反派一开始批他是“走资派”、“修正主义”，证据是从他家抄出来的一批胶木唱片。他还天真地述说自己的革命历史，辩解唱片是柴可夫斯基和斯特劳斯的古典音乐。造反派到他家贴打倒他的标语，错贴到邻居门上，陈祖涛还主动帮别人揭下来，贴回自己家门上。

    但造反派对陈祖涛仍不依不饶，对他设立“专案组”，批判上纲上线，诬他为“苏修特务”，反复抄家五次，还把他和一汽的所谓“政治犯”关在一起。陈祖涛在苏联的同学刘允斌（刘少奇的长子）、张玛雅（张琴秋的女儿，陈祖涛的姐姐）在文革中分别被整死，张芝明（张太雷的儿子）被逼疯，这些惨剧更牵连到他。专案组曾一连十个昼夜对他毒打逼供，直到一汽副厂长王少林“跳楼自杀”，给专案组警告，其他人受刑时才得以避免“被自杀”。

    但对陈祖涛来说，可悲的是又遇到更狡猾更残忍的“凶手”。审讯时，竟然多次抓住他衣领，把他的头不断往身后砖墙上碰，直到他昏迷瘫倒在地。酷刑使得他小腹肿胀、尿血、腰腿不能伸直，扶墙行走都很困难。最后造成小脑受严重损伤，遗患终生，几年后疾病复发差点送命。陈祖涛的爱人赵淳媛也受到牵连，从吉林师范大学教学岗位下放农村劳动，连仅14岁的儿子陈奇木也一同被下放农村。

    工厂设计处以李芳泉为首的造反派鼓动全处人员回长春“闹革命”，并乘机宣布，除仍在二汽现场设计的70人外，今后和二汽一刀两断，不再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不再参加二汽筹建工作。

    1970年初，专案组悍然把陈祖涛送到吉林市桦甸县八道河子公社八道河子大队一小队劳改，诬称他是反革命分子。那里正是吉林师大的下放点，吉林师大在当地的负责人说，我们这里都是五七战士，他要是特务，你们带回去。专案组提不出陈祖涛任何罪状，只好耍赖，硬把陈祖涛丢下，悻悻地走了。

    (连载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