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鲟，曾与恐龙为邻，已在地球上繁衍生息1.4亿年；它在长江中上游出生，在大海里成长，成熟后又能千里溯源、准确无误地回到出生地长江生儿育女；由于葛洲坝工程的兴建，它失去了自己的“故乡”，面临物种灭绝的危险；30多年来，在人工繁育的不断努力下，它不断适应调整、顽强地生存着……

    4月24日，中华鲟第58次增殖放流在湖北宜昌进行，2020尾中华鲟放归长江并首次启用卫星标记技术，成历来之最。

    4月24日，2020尾大规格中华鲟在湖北宜昌放归长江，此次放流种群年龄梯队、平均体长体重均创历年之最。截至目前，中华鲟累计放流58次，达500余万尾，其中全人工繁殖子二代中华鲟达17000余尾。

    今年放流的鱼种选取了中国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2009年至今繁殖的鱼种，且放流鱼种体型规格大、遗传多样性高。

    4月26日23点57分，尾号为708的中华鲟率先到达岳阳监测点，这位2012年出生的冠军宝宝，体重5.25公斤。26日17点30分，到达荆州监测点的中华鲟已有21条。预计游速最快的鱼将于5月上旬抵达入海口。

    中华鲟曾与恐龙是邻居，已在地球上繁衍生息1.4亿年，又被称为“水中活化石”。它在长江中上游出生，在大海里成长，成熟后又能千里溯源、准确无误地回到出生地长江生儿育女。上世纪80年代，葛洲坝的兴建，阻断了中华鲟洄游繁殖通道，这一古老鱼类生存方式受到挑战。中华鲟保护由此经历了从江中捕捞野生亲鱼繁殖到建立人工养殖群体30多年的历程。

    古老鱼类仍藏未解之谜

    中华鲟，又叫鳇鱼，寿命长、体格庞大，性格温顺，是典型的溯河产卵洄游鱼类。它生在长江，长在大海，最终又回到家乡，可谓“少小离家老大回”。

    作为世界上现存鱼类中最原始的种类，中华鲟身上可以看到生物进化的痕迹，其自身蕴含的无穷奥秘令其足以担当“水中大熊猫”的美称。

    “中华鲟是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物。恐龙灭绝了，但中华鲟顽强地生存下来，在海上孤独生存数千万年后才发现长江这个风水宝地，并把其作为繁衍生息的根据地。”研究所所长陈磊介绍，每年秋季繁殖季节，中华鲟都会成群结队地从大海千里溯源返回出生地——长江。

    这是一个浪漫的旅途，雄雌鱼结伴而行，嬉戏游耍，最远能够到达金沙江下游，寻找适宜的栖息地繁殖后代。更令人称奇的是，它们从进入长江口开始，到离开长江进入大海前的近两年时间内，粒食不进，往返近万里，表现出惊人的耐饥耐劳和辨识方向的能力。中华鲟为何具有这种神奇特性，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长江的旗舰物种

    这种几乎没有天敌的古老鱼类，却因为人类活动陷入濒危的境地。1981年1月4日，随着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成功，中华鲟回老家产卵的路被彻底堵上了。虽然曾有提议仿照苏联大坝，在葛洲坝枢纽上修建过鱼道给中华鲟留条路，但由于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限制，以及鱼是否过鱼道还存在争论等原因，决策者们选择了对中华鲟进行人工繁殖的方式，来保护这一物种。

    “中华鲟是长江的旗舰物种，如果他们灭绝了，人类的生态系统安全也将遭到威胁。”陈磊说。

    结束“杀鱼取卵”的历史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华鲟研究所的前身葛洲坝水产处正式成立，这也是我国唯一的为保护一个鱼种而成立的专业研究机构。

    研究初期，工作人员会在葛洲坝下游江边拴养中华鲟，人工繁殖试验获得了成功。但当时国际通行的催产技术是杀死雄性中华鲟，取其脑垂体，对雌鱼进行催产。其代价是，催产一条雌性中华鲟，就有数条雄性中华鲟要送命。用“杀鱼取卵”的方式来获取脑垂体繁衍生命，这让研究人员非常纠结。

    科研人员经过攻关，1986年，中华鲟研究所使用自行研制的人工合成激素——促黄体释放激素类似物（LRH-A）替代雄鱼脑垂体催产成功，结束了中华鲟“爸爸要拿命换儿女”的历史。

    在1999年前，中华鲟基本上都是采取剖腹的方法取卵，为了采卵，“鱼妈妈”就牺牲了。研究人员也曾试验通过手术取卵，可确保产后亲鱼成活，但操作繁琐，术后鱼体康复不够理想。活体无创伤产卵技术随之诞生，亲鱼得以存活，也由此结束了“杀鱼取卵”的历史。

    “同时，大规格中华鲟苗种的培育体系也日渐完善。”陈磊介绍，由于活饵料越来越不能满足生产放流和人工养殖规模的需要，研究人员开发研制了人工配合饲料，可以用工业化的手段养育。

    “我们通过模拟自然水温等环境条件，成功地实现了淡水培育。”研究所副所长杨元金说。

    随着鱼苗技术的成熟，现在投放的都是30厘米以上的成鱼了。人工繁殖中华鲟从捕捞亲鱼到放流鱼苗一整套技术逐渐成熟。

    “子二代”繁育成功避免物种灭绝

    2009年中华鲟研究所整体划归到三峡集团。在湖北省宜昌市的夷陵区城区，长江支流黄柏河河心一个安静的小岛上，坐落着该研究所。走进展览厅，数条中华鲟在圆形的池子里悠然环游着。

    “我们累计投入专项资金2亿多元，支持开展中华鲟的科研与保护工作，取得中华鲟人工繁育技术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如实现了中华鲟子二代全人工繁殖，首次实现了中华鲟单性繁殖，开展了中华鲟基因组研究等。”中国三峡集团副总经理张诚介绍。

    2009年10月4日，史上第一尾全人工繁殖的子二代中华鲟宝宝从受精卵里破膜而出。

    什么叫子二代？在中华鲟全人工繁殖中，研究人员把捕捞到的野生中华鲟亲鱼称为“祖辈”，用这些“祖辈”通过人工繁殖出的一代被称作“父辈”，再使“父辈”雄鱼和雌鱼在人工养殖条件下发育到性成熟，通过人工繁殖获得的下一代中华鲟就是子二代了。如果简单通俗地说，子二代就是野生中华鲟亲鱼的孙子孙女。

    在陈磊看来，“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该技术确保了即使出现野生资源消失的最坏情况下，该物种依然能在人工环境下繁衍生存，不致灭绝，让中华鲟的资源永续保存成为可能。

    中华鲟有了遗传信息档案库

    据该研究所水生态修复研究室副主任姜伟博士介绍，目前该所有1.5万的中华鲟人工种群，覆盖各个年龄段，保持了遗传的多样性。

    “为了避免近亲繁殖，我们还给每条鱼建了档，进行遗传管理。”杨元金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从2005年后放流的鱼，每条人工繁殖的中华鲟都进行了DNA标记，建立了遗传信息的档案库，如果以后有人误捕了中华鲟，可以比对，进行“亲子鉴定”。

    人工繁殖出了成果，自然界也传来好消息，在葛洲坝下，又形成了自然产卵场，说明中华鲟适应了葛洲坝工程截流带来的环境变化，在坝下生儿育女了。中华鲟的“户口”，由四川宜宾，迁到了湖北宜昌。

    研究终于“由江入海”

    放流的鱼群是生是死，去向如何？2014年工作人员首次在鱼体植入声呐，监测到信号。2015年，研究所引入国内第一套鱼类洄游实时监测系统，在国内鱼类研究领域尚属第一次，这也说明研究人员具有长江全流域监测能力。

    那么，如何监测中华鲟入海后的生活状况？“在放流鱼群的追踪监测方面，除了沿用以往的体外T型标记、PIT标记和体内植入声呐标记外，今年放流的部分中华鲟子二代还率先采用了卫星标记技术。”杨元金说。

    据姜伟介绍，此技术是弹射技术和卫星定位技术的有机结合。卫星标记悬挂于中华鲟体表，分别设置在放流后70天、90天、120天和150天后脱落。标记脱落后自动浮出水面，链接卫星并发回洄游路径水温、盐度及轨迹信息。此项监测数据如果能够按计划回收，意味着人类将首次获取中华鲟海洋生活情况的初步信息，对揭示中华鲟洄游习性与环境的相关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标志着中华鲟研究“由江入海”。

    根据去年的监测点回馈信息，放流到达长江口水域时间，最快的18天，平均时间21天，大部分回归长江口的时间是4月下旬至5月下旬。去年7月，浙江海洋局志愿者发现背部受伤的中华鲟，确认为2015年4月放流。“这也证实子二代能够主动适应海水环境，研究表明，子二代与野生鱼在洄游习性等方面没有差别。”杨元金认为。

    明嘉靖二年，长江秭归段发生崩岸，阻断长江38年，也没能阻断中华鲟的繁衍之路。中华鲟凭借亿万年积累的适应能力，在秭归下游继续繁殖。

    如今，中华鲟也面临着生死大考。期望“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故事不要成为历史。

    核心阅读

    中华鲟放流之路面临生死大考

    尽管人工增殖放流已经进行了多年，但是中华鲟生存状况仍不容乐观。1988年，中华鲟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996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划分到濒危动物等级。

    “由于中华鲟要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成熟，才会洄游至长江产卵，因此放归长江的中华鲟，早期由于没有进行标记，目前没有监测到洄游的中华鲟是否有人工放流群体。”姜伟说。

    同时，中华鲟虽能逐渐适应葛洲坝工程，但雄鱼精子活力减弱了，有科学家将原因归结于人类活动影响。更让人担忧的是，2013年至2015年，已没在宜昌江段产卵场监测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迹象。比较庆幸的是，去年，在上海长江河口发现了野生中华鲟幼鱼。“这证明野生中华鲟产卵还未停止，可能开辟了新的产卵场。去年几家科研单位为此联合开展调查，但至今还没发现线索。”姜伟说。

    沿江保护中华鲟的压力也很大。“去年声呐标记监测显示，长江局部江段，如监利到武汉、九江到南京段，信号丢失较多，每个江段都有6尾信号丢失。这是否有人类活动影响相关还要进一步研究。”姜伟说，今年，又增加了洞庭湖和鄱阳湖湖口等多个监测点，覆盖9个地区共17个监测点。

    中科院院士曹文宣说，中华鲟一路多灾多难，如遭遇化工厂偷偷排放的污水，不幸被轮船的螺旋桨击中，或者找不到食物，甚至被非法捕捞都会对其生存造成威胁。

    “追踪数据显示，去年我们在此放流的3005尾中华鲟，最终抵达长江入海口水域的仅有约1050尾。”张诚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