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

    2003年3月，本报记者罗晖奔赴抗击非典一线，先后采访了小汤山定点医院医护人员、从事治疗方法研究的科研人员、防治非典办公室工作人员、被隔离的大学生……

    非典，是中国人关于2003年的集体记忆。

    那一年的我，是一个奔跑着的记录者。

    在非典病人进入被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为“世界医疗史上的奇迹”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前夜发生的一幕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难忘走廊里的忙碌穿梭的绿军装和一地没有来得及打扫的黑头发。为了降低被感染的几率，那些临时被调集到这里的部队医院的女护士，不得不剪掉长发。

    难忘临行前和认识以及不认识的人的含泪拥抱，谁也不知道，下次见面大家是不是都还好。

    难忘在之后的日子里，接诊组组长、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原304医院）韦兴医生在电话那头讲述的他们的工作片段：从夜里22时到第二天凌晨4时，接收了134个非典病人；每天要穿着三层密不透气的防护服连续工作6小时；早晨醒来最大的感觉是，不戴口罩的生活可真美……

    在《连线小汤山非典医院》一文中，我写道：“他们是军人，是战士，在关键时刻，他们更是英雄。”现在，我依然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