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美国国会以立法形式通过共和党众议员沃尔夫提议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拨款附加条款，禁止NASA与中国航天机构开展合作，至今已经过去整整5年。近日，第66届国际宇航大会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开幕，NASA局长查尔斯·博尔顿在会上表示，美国国会对中美航天合作的禁令是暂时的，美国应该寻求与中国在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合作。博尔顿的说法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善意响应，中国航天局局长许达哲回应称，中国与别国航天机构合作没有障碍，希望尽早开展中美航天合作。

    中美两国航天合作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中国是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将人送入太空的国家，在航天领域具有长远规划和勃勃雄心。美国是世界航天领域的领导力量，拥有强大的技术积累、丰富的管理经验。航天领域的高技术和高投入，是双方开展合作的动力。技术难度高，需要发挥各自所长，共同开展具有挑战性的技术研发和合作；经费投入高，需要通过多国合作机制，分担经费风险。

    然而，中美航天合作处于政治夹缝中的尴尬境地无法掩盖。空头支票可以开很多，可冰冷的现实是，原本就不多的中美航天合作在蹉跎中又过去了5年。上任至今，博尔顿多次访华，希望与中国航天机构开展对话与交流。虽然意识到两国航天合作的重要性，但在国际合作议题上，NASA说了不算，国会议员们才有最终决定权。两国航天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航天技术合作、军事应用等议题仍然高度敏感，合作前景困难重重。

    为了避免议员们的指责，NASA一直小心翼翼地执行着国会禁令。2013年，中国科学家被禁止参加在NASA机构埃姆斯航天中心举行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搜寻系外行星的学术研讨会，引发天文界强烈抗议，轩然大波中不得不默许放行。15个国家共同运营的国际空间站一直禁止来自中国的合作申请，今年8月，北京理工大学的邓玉林实验室与负责国际空间站科研平台运营的私人企业签署协议，将于2016年进行一项DNA实验。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利用国际空间站进行科学实验，同时也是一个价值20万美元的纯商业合同，并非中国与NASA的合作项目。

    在整个航天领域，太空科学探索相对比较开放，也是最容易开展合作的领域。太空探索是象征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领域，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空间科学、天文学和行星科学是对未知世界和未知领域的探索，并不涉及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太空探索具有天然的开放性，科学研究只有在合作和竞争中才能进步。封闭或许能得到一时的进展，却不可能得到持续发展。

    作为从事太空科学研究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我对当前中美航天合作现状很是着急，甚至不满。双方政治家要拿出诚意和决心，努力增加接触与交流。在与美国科学家的合作中，国会法案禁止的是两国合作，但对于三国以上的国际合作并不反对。所以双方如果都有诚意的话，通过引入第三国召开国际研讨与协商，是可以适当规避国会禁令的。

    对中国而言，我们虽然把责任归咎于是美国人不愿意和我们合作，甚至有人认为，正是美国的封锁和不合作，给了中国航天增强自身实力和发展进步的动力。这虽然是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航天实力明显领先其他国家，与之合作中国无疑可以从中受益。中国正在研制自己的空间站，若能充分借鉴国际空间站的经验和教训，将使中国空间站实现长期成功运营。中国在探月领域成就斐然，但月球研究显然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美国已经实现6次登月，有50多年的月球、火星和太阳系研究积累。中美两国在月球和火星探索项目的前期论证、科学目标设计、科学仪器研制、数据共享和合作研究方面，都可以开展合作。

    上述领域并不涉及敏感技术，理应优先开展。中美双方可以从具有合作基础、易于深化合作的太空探索和科学研究领域起步，通过多国合作规避政治风险，夯实合作基础。以点带面，逐步放开，让双方从合作中尝到甜头。

    人类的太空探索事业不能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在岁月蹉跎中消耗我们的激情和探索梦想。中美航天界和科技界应减少猜忌，共同协商行为规则，努力增加航天计划的透明度，寻找具有合作潜力的互利领域，尽早促成实质性的深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