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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4年精神卫生地图集》显示，全世界每10个人中就有一人存在精神障碍。全世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可能面临精神健康的困扰；而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中，约四分之三的患者得不到任何治疗。

    到203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健康问题之一。世卫组织的研究也显示，全球抑郁症的年患病率约为11%。抑郁症的疾病负担已经位列全球疾病总负担的第四位，预计2020年其疾病负担仅次于冠心病，位居全球疾病总负担第二位。

    抑郁症将成最大健康问题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中国，各类情感障碍患者人数已将近9000万，抑郁症发病率高达5%—6%。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的一项以全球15个城市为中心的合作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上海综合医院就诊患者中抑郁症患病比例达4.0％。

    “虽然目前国内抑郁症患者的确切数据难于统计，但其比例不会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尤其是近几年，更呈增长态势。”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于欣教授表示，对于患者来说，因抑郁症等精神障碍造成的误工和工作效率低下产生的经济损失，比疾病本身治疗负担更加巨大。

    一项“中国首次工作场所中的抑郁症”数据调查报告显示，70%的受访者曾因为抑郁症而请假中断工作，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感到注意力集中困难而使工作效率低于平常水平。以2007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测算数据为例，中国抑郁症一年总损失达513.7亿元，其中直接用于医疗费仅为56.2亿元。在欧洲，抑郁症和超过7%的过早死亡有关，现在每年让欧洲各国政府花费的资金超过920亿欧元。

    抑郁症可侵害全身各系统

    过去，人们常常把抑郁症说成是“心灵感冒”，对此，于欣却不以为然：“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抑郁症不是单纯的情绪病，而是全身各系统的疾病。”于欣认为，抑郁症是全身各系统都开始停摆或者是出现了问题，心脏、呼吸、消化、泌尿生殖系统都出了问题，患者或许会出现躯体不适、食欲不好、睡眠不好、胸闷、气短等症状，并有非常严重的疲劳感，对这样的症状需要做更精细的区分。

    “另外，抑郁症给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也非常大。”于欣表示，我们评价疾病负担不但是疾病可能造成的对寿命的减少，可能会造成过早地死亡；最重要是残疾，抑郁症造成的残疾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抑郁症很容易造成工作效率的下降，或者无法完成工作和社会功能。此外，患者看病、住院对于财力、人力、物力的消耗也是巨大的。

    专业医疗资源依然匮乏

    尽管随着政府、媒体及各方的大力宣传及相关项目的开展，抑郁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认知情况在中国有了逐步好转，但是“患者不自知，医生也难识别”的现状还很不容乐观。

    “抑郁症患者中，只有10%的人寻求帮助，其中一半到医院看病，这其中又只有2%—3%到精神科就诊，其他都认为自己患的是躯体疾病。”于欣透露，精神科就诊的抑郁症患者只有大约10%是首次就医，即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需要精神科帮助。其他都是多次在综合医院各科就诊，病情迁延不愈，最后转诊来到精神科。

    与数量庞大的患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我国仅有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专科医疗资源短时间内无法迅速增加，已成为目前公共卫生建设面临的严峻问题。在临床中，接触抑郁症患者第一关的往往是社区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医生，但是由于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高，导致患者经常被漏诊。而抑郁症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将会导致抑郁症慢性化，或者发展成为较难治性病症，严重者还会出现明显的功能残疾，甚至自杀行为。

    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误区还体现在用药方面，“很多抑郁症患者治疗依从性差，担心吃药成瘾或人会变傻，对药物有恐惧心理。”于欣再三表示，抗抑郁药物绝不会成瘾，一些抑郁症患者出现脑部功能衰退，并不是药物引起的，是疾病本身对大脑造成的损害。“抑郁症不能拖延、回避治疗，拖延时间越长，造成的损害越大，经过合理治疗，抑郁症是能够痊愈的。”

    另外，于欣还表示，目前我国临床诊治抑郁症使用量化评估工具严重不足，临床医生对抑郁患者的治疗缺乏规范化指导等因素，也是造成抑郁症临床管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抑郁症治疗过程中，全程量化评估及综合干预体系的建立也是规范抑郁症治疗的重要环节，其更有利于医生对患者的治疗全过程实施有效监控，管理及预警，也能够帮助患者参与到疾病的自我管理中来，从而显著提升患者的依从性，提高临床治愈率。

    贫困或是致病高危因素

    对于造成抑郁症的原因，于欣认为，很多病根可能起源于童年。“如果童年期间受到虐待或者父母的忽视，都可能会对其一生的心理状况造成影响。”于欣透露，在出生到一岁的时候母亲的密切的呵护，对孩子产生安全感建立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出生到一岁的时候没有母亲在身边的照顾，对孩子将来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他们将来长大以后罹患抑郁症的几率比正常人要高很多。此外，如果童年时期是由父母之外的人来带养，这些孩子将很可能出现情绪方面的问题，留守儿童就是一个极为令人担忧的群体。

    国际上有研究显示，抑郁症的高危人群是白领女性；然而于欣却提出在中国农村人口更加高危。“因为抑郁症往往侵害的是社会经济水平等差的人，并不是说时尚人士才得时髦的抑郁症，而是碰到突发事件没有更多能力应对的群体。”

    麻省理工大学曾做过一个帮助改善贫困状况的项目，资助如埃塞俄比亚、孟加拉此类贫困地区，除资金帮助外还教授他们工作及生活技能，评估结果显示，在贫困状况得以改善之后，他们的精神卫生状况也有了显著提升。

    推进科普终结认知诊疗误区

    2013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今年6月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针对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规划指出2020年希望达成的“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防治能力明显提升。

    为传递精神疾病预防、治疗和康复的知识，普及科学、正确的精神疾病治疗及康复理念，在由健康报社、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共同主办、灵北公司支持的“精神卫生科普教育行动”上，首批来自全国的24位精神学科医生成为此次科普行动的特聘专家。

    “通过在全国范围内选拔知识全面、有社会责任感、热心科普与公益事业、乐于奉献的精神卫生科普专家，初步形成我国精神卫生疾病宣传网络。”健康报社社长邓海华表示，通过开展‘媒体访谈、院内患教、科普经验交流会’等科普咨询活动、科普咨询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定期为公众提供心理健康公益服务、为居民提供心理健康指导、为精神障碍患者及高危人群提供专业心理卫生服务，从而进一步推进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