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个看似微小却又广大的需求,一个北大的计算机博士在马路边跟公交车较上了劲。
随着其开发的软件用户达到百万数量级后,他的希望已变成让城市更完美,让公众获取到最好、最优质的数据服务。
能不能用手机随时随地查公交车在哪儿?
等公交,是邵凌霜从小的痛。他的家乡在武汉,有名的”火炉”,夏天在马路边等公交车,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后来他到北京大学读书。春天的沙尘暴,冬天的风,就算戴着帽子,等上十分钟,“就知道什么叫睁不开眼,什么叫刺骨”。
“慢、挤、等”,是公交车乘客诟病的“三苦”。邵凌霜对“等”这事最不满——“等很久,一辆都不来;结果一来三四辆”。
用计算机博士的眼光来看,“这就是调度方式落后,导致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置”。
2010年,他博士毕业回到武汉大学当老师。计算机领域创业的氛围升温。尽管自购了私家车,但他一直琢磨,能不能用手机随时随地查公交车在哪儿,还有几分钟到,是马上出门还是喝杯咖啡再走?
2013年,“车来了”上线,至今,日活跃用户已过百万。
“我们有不少同事是从百度、腾讯过来的,单讲收入,现在是从前的3折,但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梦想。”邵凌霜说,这是一个连我们老爸老妈都会用的APP,我们有信心。
在邵凌霜的创业团队中,算法分析小组是最核心的。每一天,单个城市处理数据量达1亿条。
公交数据信息化是有基础的——在大中城市,几乎每辆公交车上都安装有GPS定位系统,每隔一段时间它会自动发送运行信息到所在城市的公交信息中心。
可实际情况是,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堪忧,“有时会偏移200米甚至300米。在杭州,这个数据就可能意味着隔了一条街”。
他们还发现,受高楼、高架、隧道、暴雨等影响,GPS容易丢失信号;有时遇到故障、加油等状况,车子明明停了,但GPS信号仍不停发送……
核心创新点:对静态和动态数据进行除噪、修正和规范化调整
在创业初期,他们就靠四处坐公交来体验“痛点”。在武汉,过江608路是邵凌霜最常坐的公交线,他总结出30多条规则,并和小伙伴们研发出一套复杂的数据处理方法和算法。
为什么不首先考虑北上广?
邵凌霜的答案是在公众服务的电子化方面,二线城市比一线城市的基础更好,更适合进一步进行移动互联网化,且与当地政府合作门槛不高。
由此,在早期推广阶段,较早使用智能化公交系统的杭州,成了他们的重点市场。为此,他们还特地用了一个更响亮的新名字——“车来了”。
但进军杭州的困难超出想象。当地智能公交系统已使用多年,设备老化,且杭州公交在运行中,如果遇到堵车等各种问题,调度系统就会临时启用别的线路公交车,而这种临时情况并不会通知邵凌霜团队,这些都需要他们重新编写算法,及时识别,数据量可想而知。为此,“车来了”40多人的团队中,算法分析小组将近10人,其中有两位博士,每天处理的数据量高达1亿条。
可是,在武汉积累了一百多万用户后,到了杭州等城市,他们又发现,如果遇到堵车等问题,调度系统会临时启用别的线路公交车,这需要重新编写算法,及时识别……
邵凌霜对数据精准性的要求近乎苛刻。为求贤才,他开出比自己高数倍的薪水挖人。如今,算法分析小组中,全是“985”高校的博士,奥赛金牌选手5人。强大的技术团队让“车来了”拥有了核心的创新点——对静态和动态数据进行除噪、修正和规范化调整。
此外,“车来了”还建了用户的QQ群,在APP中开设纠错页面,以便及时获得用户的反馈。
“所有的努力,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能让公众获取到最好、最优质的数据服务。”邵凌霜说。
抓住机遇,或许就能成功
目前,在同类产品中,“车来了”的城市覆盖率和用户占有量达到全国第一。
有人问,公交信息资源方面的壁垒不低,发展成这样是因为和政府走得近?
邵凌霜说:“我草根一个,没钱没资源。创业使我相信,有需求就有市场机遇,抓住机遇,或许就能成功。”
创业的第一笔启动资金50万元,是他自己获得的武汉市人才引进资金,支撑他和小伙伴把产品的雏形开发出来。
可是,创业要走出武汉,钱从何来?在当时武大计算机学院院长的介绍下,邵凌霜试着给雷军发邮件,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回复,约他“到北京聊聊”。
聊完不久,雷军的妻子正好到武汉办事,路过公交车站拿手机“测试”了一下,“挺准”。一段时间后,邵凌霜和雷军见面,谈了半小时,雷军说了三个字:“硬需求”,当即决定投资,200万元的天使投资到位。
在杭州推广“车来了”时,邵凌霜率队在各个公交站发广告小传单。
“当时只是想教乘客们使用‘车来了’,面对面获得一手用户反馈。”邵凌霜说,没想到,城西一个公交车站正好在支付宝公司附近,支付宝好几个产品经理都下载试用了,他们觉得这款产品对自己有帮助,就主动申请了一些资源,“车来了”得以免费入驻支付宝的服务窗口。
如今,“车来了”已完成B轮融资,阿里巴巴也参投其间。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