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张珍（前排左一）1932年在辅仁大学毕业时与全班同学的合影

    ② 1938年，张珍在冀中，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二团和二分区参谋长

    ③ 1939年冬，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成立后，技术研究室人员在河北省完县神男镇合影，中为张方

    ④ 1943年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室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右一张珍，左一张方

    ⑤ 左起：殷希彭、柯棣华、傅莱、江一真。1942年夏于河北唐县葛公村白求恩卫生学校

    ⑥ 殷希彭教授指导学生做研究工作，1943年冬

    ⑦ 白求恩学校上课

    ⑧ 1936年张珍在辅仁大学化学系任助教期间创办的《科学生活》杂志

    ■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科学家⑥ 

    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著名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等一系列游击战法，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作为时代先锋的科学家，在保卫和建设晋察冀边区的战斗中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人民兵工群英谱——张珍、汪德熙和张方

    张珍（1909—2004），河北定县人。1927年6月入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张珍于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后转入辅仁大学化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任辅仁大学化学系助教兼辅仁男、女中学化学教员。

    “七七事变”后，张珍接受党的指示，放弃大学教学工作，回到冀中家乡，参加了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八路军）。整整八年，张珍在晋察冀边区参加了抗日战争全过程，先后任人民自卫军二团参谋长、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冀中军区卫生部长、晋察冀边区政府工矿管理局局长、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初创时期的晋察冀边区条件十分艰苦，早期的根据地修械所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修理工作。张珍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动员北平、天津和保定等大城市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来冀中参军。其中包括汪德熙（1913—2006，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核化学与核化工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张方（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长期从事军工科研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人，这些拥有不同学科背景和技术专长的科学家正是进行敌后根据地建设所急需的。

    科学家们根据当地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有利条件，利用搜集到的阎锡山军队遗弃的军火器材，先后制造了多种武器，其中烈性炸药及雷管的研制成功尤为重要。汪德熙和张方分别拥有化学和物理的学科背景，彼此配合默契，采用植物油和矿物油稳定氯酸钾的方法，克服了氯酸钾化学性质活泼难以制作炸药的困难，最终找到了制备安全稳定的氯酸钾混合炸药的方法，并试制成功了电雷管。黑火药的爆炸速度约每秒300米，而氯酸钾混合炸药在用雷管引爆的条件下爆炸速度可达每秒2000米。

    1938年9月的一天，情报显示有一列日军军列要经过平汉线保定以南、望都以北的方顺桥铁路，汪德熙亲自带领由工兵组成的爆破小组急行军在天黑之前赶到了埋伏地点，以一棵小树为标志把十二个大炸药筒埋在了铁轨下面，然后把接雷管的电线拉到离铁路约200米的玉米地里，埋伏了下来。狡猾的日军因为屡遭打击，一般都在夜间开行军列。等到半夜，汪德熙放过了敌人为了安全而安排的轧道车，亲手引爆了炸弹，炸翻了日军的军列，随后爆破小组胜利撤回，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青年科学家们在边区的军工建设中起了很大作用，很多人为了研究工作负伤，甚至牺牲。如张方在试验制造雷管时被炸掉了三个手指，阎裕昌（清华大学物理系仪器保管员，技艺超群，在他的努力下电雷管的制造得以改进）被日军杀害。

    边区在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军事工业领导机构——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张珍任副部长，主要负责科研技术和生产方面的工作。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1940年突破了硫酸、硝酸和乙醚等一系列化工原料的生产；1941年掌握了硝化棉、单基无烟药的制造技术；1942年突破了蒸锌炼铜的技术关，为自制全新子弹打下了物质基础。根据地开始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武器弹药生产体系。当时主要的原材料除钢材需要扒敌人的铁轨获得外，都能立足根据地自产。

    毁家抗战的殷希彭教授

    与此同时，晋察冀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开展。在来到根据地的专业医疗人员中，最早和最著名的就是殷希彭教授。

    殷希彭（1900—1974），河北省安国县人。1926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医科，以优异成绩留任外科助教，第二年又留学日本，进入庆应大学医学部攻读病理学，1931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受聘为河北医学院的病理学教授。

    “七七事变”后，华北告急，河北医学院决定南迁，回乡安置老小的殷希彭困居乡里。1938年，得知殷希彭情况的冀中军区卫生部长张珍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参加抗战，殷希彭爽快地答应了。没过几天，他就自己雇了一辆马车，来到了军区机关。他参加八路军后，他在河北医学院的一些同事和学生如刘璞、陈淇园、张文奇、张禄增等人也纷纷来到冀中军区。白求恩大夫在1939年来到根据地时提出要好好保护这批宝贵人才，应当给他们开小灶、保证营养。可是经历了战争洗礼的专家们，宁可把营养品、自己乘坐的马匹让给伤员，自己仍和战士们同甘共苦。

    在参军之初，殷希彭就表示自己的长处在于医学教育，这正好满足了根据地对医务技术人才的急迫需求。他首先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卫生部卫生训练队教务长，1939年9月又担任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教务主任。此后他又累任副校长、校长。但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他一直都兼任着很重的教学任务。虽然殷希彭向来以“教课认真、督导严厉”著称，但他却总是从学员的角度来思考教学方法。考虑到学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他就想方设法用浅显易懂的方式、用学员熟悉的例子进行讲授，因而他的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在殷希彭的领导下，白求恩卫生学校先后培养技术干部1000多人，极盛时期在校学员多达720人，成为战争年代边区最著名的医科学校之一。除了开设普通的军医、调剂、护士等班，“白校”还从毕业生中挑选人员组成军医高级班，一面加深理论，一面实习临床，还经常到校外执行医疗任务，如到疫区防治疟疾、痢疾和伤寒等传染病，深得群众好评。

    在抗日战争中，殷希彭一家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他的长子于1943年春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1岁。同年秋天，年仅16岁却已参加八路军三年的次子也在反“扫荡”中牺牲。一年之中连失二子，老教授心中的悲伤无法言喻，但他却反而安慰前来慰问他的同志说：“国难之中，两个儿子为抗日救国牺牲，他们光荣，我也光荣。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是对他们的最好纪念。”而直到抗战临近结束他才知道，在他参加八路军之后，为了保护家族，他的妻子带着幼子离开了家，在最困难的岁月里甚至一度沿街乞讨度日。

    边区农业大管家陈凤桐院士

    粮食是人们生活的基础，保证农业生产是晋察冀边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财富，尤其是粮食，是争取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增加粮食生产，保证自给自足，这是边区自然科学界的头等任务”。说出这番话的人，是我国知名农学家、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者陈凤桐。

    陈凤桐（1897—1980），河南内乡人。1919年考入保定甲种农校，1921年毕业后，在河南开封农场、察哈尔农事试验场和张家口实业学校等地任技术员、教员。1929年在友人帮助下考入日本青山农业大学专门部，攻读农业经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凤桐离开日本回国，转入北平大学农学院继续学习。1936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日军进逼张家口，陈凤桐组织平津察绥流亡学生，创建了察绥抗日游击队，后来与八路军合编，并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1941年，在聂荣臻司令员的要求下，陈凤桐调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农林牧殖局局长。此后他一直都“在地方上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组织领导工作”。

    根据党中央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号召，陈凤桐组织科技工作者总结、推广群众生产经验，在边区的5个分区创建农场、林场，进行农作物的育种和栽培实验，选育和改进了小麦、水稻、玉米和小米良种，还进行家畜繁育、护林和造林工作，此外还兴修水利、研究蓄水灌溉等。他一方面重视技术经验，另一方面又注重用现代科学加以指导。

    陈凤桐不仅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更为重视科技的推广。他曾表示“农业推广，在今天不是推广材料的“有”、“无”问题，不是仅仅估计着推广了什么多少的问题。而是努力普及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的问题，是大量的培养技术干部”。他对于提高干部科学素质和发展科技事业之间的关系看得十分透彻。

    在科学家们的艰苦努力下，晋察冀边区不但建成了一个布局较为合理，能配套自给的军工生产体系，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边区科研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进行了一定的工业建设，提高了医疗卫生水平，有力支援了抗日战争。

    （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对本栏目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