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科学家④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大批知识分子投笔从戎，为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奋斗。这其中，科技工作者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面对已经拥有比较完善的军事工业体系的强敌，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旧中国极端落后的工业基础上，努力组织和完善了大后方军工生产，尽可能保证了前线需要，为全民抗战贡献自己的全力。本文撷取抗战时战斗在大后方军工战线上的广大科技工作者中的两位杰出代表做一简介，以缅怀那段峥嵘岁月。

    兵工统帅俞大维

    俞大维（1897—1993），祖籍浙江绍兴，是曾国藩的曾外孙。俞大维天资聪颖，19岁以第一名考入南洋公学电机科。1917年赴美留学学习哲学，1921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因12门课成绩全A，俞大维获奖学金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继续攻读哲学及数学（数理逻辑）。留学期间，俞大维于1926年在德国著名杂志《数学年刊》上发表了论文《类演算之基础》。在陈仪劝说下，俞大维于1930年5月—1932年6月第二次留德研习军事，主修兵器学、弹道学与军事参谋。

    1933年1月，俞大维被蒋介石任命为军政部兵工署署长，负责全国兵器工业的生产建设。由于俞大维本人就是弹道学专家，他深知军工技术研究对兵工生产的重要性，因此非常重视兵工科研。在被任命为署长后，俞大维致力于筹建各类兵工研究所，努力提高国产兵器的技术性能。兵工署先后建立了理化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精密研究所、军用光学器材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其中于1937年在南京建立的弹道研究所由俞大维亲自兼任所长，主要从事枪炮内外弹道测试、射表的编制和火药的研究工作。俞大维还通过努力促成了自己的导师、著名弹道学家、柏林大学教授克郎兹（Granz）以及其他一些德国专家来华协助研究所建设。

    此外，俞大维还大力引进研习兵工科技的归国留学生，一大批海外留学生在“科学救国”理想的感召下，毅然回国投身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中。这些人在筹建上述兵器研究机构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汪浏（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吴钦烈（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先后任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从事化学战剂、防化技术、毒伤医疗和化学兵器的研究，周自新（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先后任理化研究所技士、军用光学器材工厂筹备处处长等职。尽管这些兵工科研机构建立不久，就因抗战全面爆发而没能取得多少成就，但它们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兵器从全盘仿制开始走向自行研制，并且聚集了一批兵工专业人才，为中国以后的兵工科研和生产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步步紧逼，主要位于中国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各个大型兵工厂亟待内迁。俞大维积极部署迁厂计划，将金陵、汉阳、太原等地受敌兵威胁的兵工厂相继迁往川、黔、滇等西南战略后方地区，有效地保存了兵工生产实力。同时，俞大维还派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时任兵工署技术司长的杨继曾率团前往川康勘察厂址，筹建以汉阳钢铁厂设备内迁为主的大渡口钢铁厂，力争战时能做到兵工生产所需钢材的自给。

    在整个抗战期间由于战况激烈、运输困难，前线所需军械弹药的补给，仍然需要依赖中国自己生产。内迁完成之后，兵工署大力扩充原有兵工厂，采用就地扩充、设立分厂等方法扩大产能，同时还积极增设新厂。抗战爆发初期，兵工署直辖的独立兵工厂主要有15个，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大后方由兵工署直辖的兵工厂已增至21个，而且各厂规模较抗战爆发时均扩大很多。

    由于有着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加上广大员工高涨的抗战热情，内迁后兵工厂的生产能力也有长足进步。以陆军常用的15类武器弹药为例，国民政府凭自制能够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包括重机枪、迫击炮和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或大部满足消耗、补充的有四大类（包括步枪、轻机枪、枪弹和迫击炮弹）。在内迁初期，因为组织拆卸、抢运和抢建，产量受到了严重影响，但内迁完成以后，兵工署立即进行了调整充实，为许多工厂增购了设备，基本实现了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各类军械的产量有了显著增长。据统计，抗战中所有轻重兵器的产量均达到了战前的几倍乃至几十倍。比如：与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6年相比，至1945年时，机枪的产量达到了战前的24倍、制式7.9毫米枪弹产量达到了战前的19.7倍、八二迫击炮和八二迫击炮弹产量分别达到了战前的4.3倍和8.6倍、七五山野炮弹的产量达到了战前的8.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