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讲到“三味书屋”的牌匾下挂着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树”者，谐音“书”。“古树”者，古书也；“鹿”者，禄也。“鹿”而“肥”，高官厚禄也。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科举时代读书无非就是富贵的敲门砖，说得好听一点，叫“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说得难听一点，还不就是当官发财。

    此种借音取义的“寓意画”自非中国艺术的主流，但在民间却广有市场。古希腊的伊索老头因蝙蝠“似鸟非鸟”“似兽非兽”而赋予其“骑墙”性格，在西方可谓受尽奚落；然其在中国却可因其名字中“蝠”与“福”的谐声关系独享一份尊荣。大户人家门厅上的浮雕往往有五只蝙蝠，寓意“五福临门”也；年画上画一只蝙蝠与桂花数点，“福增贵子”也；把多只蝙蝠刻在多只寿桃上，“多福多寿”也……

    周氏兄弟早年在绍兴乡间即没少受此种民间艺术“精神”的濡染。周作人《苦茶随笔》里有一篇《画廊集序》，讲到北方的年画，南方谓之“花纸”，其幼年见到的花纸里，极有好些寓意画的内容，“譬如松树枝上蹲者一直老猢狲，枝下挂着一个大黄蜂窼”。知堂没有交代这幅“花纸”的寓意，当然是因为中人之资便可一望而知，不值得多费笔墨：蜂者，“封”也；猢狲即猴，而猴者，“侯也”。合在一起即是拜相封侯，大富大贵之意也。

    “寓意画”或可勉强解作“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究其实却是前现代“巫风”之遗留。胡适1928年写有《名教》一文，胡氏引《礼记·仪礼》“名，书文也，今谓之字”，释“名教”为“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豆腐店老板梦想发大财，便请村里的王老师写副门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也可以过过发财的瘾了。王乡绅也有他的梦想，于是也写了副门联“总集福荫，备至嘉祥”。胡氏所举例子中尚有济南事件发生后，街上到处是标语，有写“枪毙田中义一”的，有写“活埋田中义一”的，有写“杀尽矮贼”而把“矮贼”两字倒转来写，“矮贼”倒写，“矮贼”也就算打倒了。这些和时下某些“爱国”志士在车屁股后贴“杀到东京去”，属“其事固异，其理则同”类。若依胡适对于名教的解释，借音取义的寓意画实为拐了点弯儿的从而也就不那么质朴的“形象”化了的名教思想而已。

    寓意画因其既浅且俗，如前述并非中国艺术的主流，但若说对主流艺术精神毫无影响，也并不是实情。前阵子在某鉴宝类节目上得睹民国时期画坛名宿汪榕先生的一幅花鸟立轴，画面上有石榴，石榴多子，寓意“多子宜男”；石榴上栖息的鸟为白头翁，寓意“白头偕老”，这幅画显明是汪老为某户人家结婚志喜而画，至于是因为迫于生计，还是为了友情难却，不得而知；有意思的是，汪老的画下款一般署其字“慎生”，这幅却署的是“汪榕”，专家的解释是，结婚是喜庆的事，你让人家“慎着点生”，那成什么话！可见即使是名家，书斋之内可以如何风雅、高蹈，到应付民间的人情酬酢，还是不得不向此种既浅且俗的“艺术”风尚低首妥协。钱钟书短篇小说《猫》里，陈侠君的伯父，有名的国画家，即凭此技艺在上海滩立脚，比学洋画的陈侠君活得滋润多了。银行经理让他给画幅中堂，要切银行，要口彩好，还不能俗气露骨，他便画一棵荔枝树，结满了大大小小的荔枝，题曰“一本万利图”。他画的最多的还是“幸福图”：一株杏花，五只蝙蝠，题曰“杏蝠者，幸福谐音也；蝠数五，谐五福也”。

    写到这里我在想，若给现在的中小学，尤其是高中的教室挂一幅画，既要切题，又要口彩好，还不能俗气露骨，画什么好呢？我看莫如画一棵柏树，柏树上蹲一只青蛙。至于寓意，我想也是明眼人便可一望而知的。章太炎先生早年讲“俱分进化”，即谓好的东西在进化，坏的东西也在进化。这些年教育确是在发展，可“发展”的往往是它的狭隘！先前还只强调升学数（率），后来开始讲本科数（率），现在在很多地方已经狭隘到只以考取两所所谓名校数（率）衡量一所学校一个地方的办学实绩。那么多官员虎视眈眈向这个数字里要政绩，此所以现在的教育乱象丛生，怪象迭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