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国，三千余年的诗歌历史，用方块字写作的诗人比世界其他地区的诗人总和都多。汉语的多变发音和汉字的图画性质造就了这一切，发音多变产生音乐感觉，图画性质构造遐想空间，音与画结合就是诗的意境。这种意境可以唱出来、奏出来，唱出的是歌诗，奏出的是歌曲，古典诗词与歌唱须臾未分，水乳交融。若将诗比作乳，歌就是水，诗是化在歌里的。

    歌与诗的缠绵推动着中华音乐的发展。先有劳动，后有歌，再后有诗，诗是歌的文字版本，歌是诗的音乐版本。

    何为远古先民之乐？听唱劳作动情之歌。劳动能够使人们最直接、最强烈、最深刻、最持久地感受和体会音乐的两个最基本要素——节奏和音高。劳作的辛苦和收获的快乐被远古先民唱出来，唱得多了，唱得久了，就有一些优秀作品被口耳流传下来，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节奏和旋律。即使如此，岁月无情，总是让很多好东西不知不觉地消散，于是人类发明了文字，有了文字，歌就不会消失，即使音乐已经逝去。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逐渐出现了一类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文人，他们主动地按照已有音律或者自己创造的新音律来组织编排文字，使其可以歌唱，这就是后来的文人诗，即诗歌，而之前民间创作的歌相对应的文字叫做歌诗。文人诗的产生反过来大大促进了歌唱和音乐的发展。

    《诗经》其实是周王室为了掌握天下舆情而进行的歌曲采集，本是政治举措，却无意将中国文学引入一个诗的世界，数百年后汉代的《乐府》也是如此。可以说，《诗经》和《乐府》是歌与诗缠绵的开端。

    《诗经“郑风”溱洧》里，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志，这种朴素的相和互答的歌唱方式源远流长、影响广泛，这些先秦俗乐在战国后期逐渐成为音乐的潮流，直至汉代流行的相和歌。相和歌是丝竹伴奏、执节者（掌握节奏和速度）领的“一人唱，三人和”形式。我们耳熟能详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系莲叶北”就是“一人唱余人和”的方式，前三句领，后四句和。在皇家的推动下，相和歌发展到“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司马相如《上林赋》）的盛大乐府表演，即使今人恐怕也只能叹为观止了。这些相和歌辞中的精华被乐府收录，所以我们才能在两千年后幻想一下当年的歌诗盛景。

    魏晋南北朝是歌诗到诗歌转化的关键时期。从曹魏开始，文人们越来越主动创作，起初是为乐府旧曲写新诗，但音乐风格对诗的内容有很强的牵制力，这样就限制了诗人想象力的发挥，于是文人诗的创作逐渐脱离音乐束缚，形成不可歌唱的徒诗。但徒诗失去了对音乐的依附，变得缺少音韵美，使诗歌遭到一次危机。随着山水诗的兴起，不仅诗歌内容完全从乐府中解放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声韵美，直到沈约总结出声律论，让短暂脱离音乐的诗重新回归可歌唱的路线。

    曹操曾做清商三调歌诗以“借古乐写时事”，后来清商乐成为前承秦汉、后启隋唐的华夏正声。《对酒》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平调歌；《愿登》诗“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是清（商）调歌；《朝日》诗“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是瑟调歌。曹操的相和大曲《步出夏门行》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既是我们熟知的诗句，更是相和大曲的歌辞。随着五胡乱华，中原地区的音乐家和诗人纷纷南逃，这样北方的清商乐与江南的吴声、荆楚的西曲结合，产生了称作“清商新声”的音乐，其中长短句的灵活句式、送和的演唱方法对后来唐诗和宋词的发展至关重要。

    诗歌自周朝兴起，历来可唱，到唐代，已经发展为全盛。“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开元年间流行诗人高适、王之涣、王昌龄的诗作常被入乐演唱，为了争夺流行排行榜第一，他们三人还耍了一次“旗亭画壁”的游戏。即使长如《长恨歌》、《琵琶行》的诗都可以歌唱。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王维的诗《送元二使安西》，先被谱成歌曲《阳关曲》，后成为琴曲《阳关三叠》。不管五言诗，还是七言诗，可以入乐歌唱的就能流行，流传至后世的也多。我们现在能读到那么多灿烂的唐诗，其可歌唱性居功至伟。从汉魏六朝古体诗中发育出来的唐朝新体诗，在文字运用上越来越精妙，越来越文学化、去音乐化，趋于固定的声律格式限制了乐工和歌者的发挥，可歌唱性越来越差，直至脱离音乐成为“言志”的纯粹文学诗。

    唐诗是如何被歌唱的？要在两句诗之间加上接唱的和声，唐朝诗人皇甫嵩有《采莲子》诗可以为证，缺了这些和声，诗很可能难以演唱。沈括认为“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这大概就是词的来历。宋词实际上是唐诗的变形，以实词或虚词替代和声加入诗句中，便于演唱，这样句子就长短不一了。从唐朝至五代，长短句这个新的诗歌体裁默默发展，到宋朝时，得众多皇帝的喜爱和支持，词得以大发展，歌唱演艺逐渐以长短句为主，诗就逐渐没落了，因为宋词更世俗化，也更具音乐性。就这样，歌与诗缠缠绵绵千余年，互相促进，互为依靠，走到了文昌武衰的宋朝，文人们又会有何作为呢？

    在宋朝，文学则以文人诗为主，因为文人要用诗来言志，填词只是文人的私玩，属于饮酒娱乐时的助兴之举，不能上大雅之堂，比如，自称“奉旨填词”的柳永就只能流连于勾栏酒肆，无缘仕途。但两宋的文人，尤其南宋文人，在国力衰弱无比的情况下，大多已无志可言，虽说词作被认为乡俗俚曲，但文人们还是乐此不疲，藉此获得不甚积极向上的快乐，安慰他们对朝廷的失望之心。就这样，宋朝的文人们在暗淡的时代色彩中将他们的才华交给了勾栏酒肆，而勾栏酒肆交的酒税构成宋朝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文人们以这种方式为国家效力，比之盛唐意气风发的诗歌而言，实在让人悲叹，只有豪放派的苏轼和辛弃疾，尚能振奋一些。

    宋词繁盛如柳永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要求词必需符合音乐和歌唱。但文人们大多不是音乐家，即使文人的词意境很美，也不见得易于歌唱，宋朝也没有唐朝那样庞大的官办教坊机构来为文人词配曲，而民间的勾栏酒肆目的是赚钱，需要的是大众能够朗朗上口的流行曲，于是文人词与歌唱逐渐疏离。自从南宋解散了教坊，从汉代的相和大曲承接而来的唐代大曲逐渐失传，宋朝的文人们只能摘取这些大曲中的片段曲调来填个小词，抒发一点无病呻吟的情愫，如此而已。

    元明清三朝数百年，汉族文人们始终处于被皇族压制的状态，再加上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束缚，科举也不再以诗文为主，文人们除了做官发财的愿望，既无壮志可言，也无真情可抒，歌与诗再没有缠绵的机会。音乐不再是歌与诗的纽带。失去音乐滋润的诗歌黯然褪色，诗歌的文学地位被传奇、小说、散文替代；失去文人诗词支撑的音乐衰落为戏曲伴奏，再也没有汉唐大曲那样的辉煌巨制，品种繁多的乐器多已失传，音乐的社会地位被戏曲替代，而戏曲固着于已有的词牌和曲牌，变成一种封闭不前的艺术，生命力逐渐丧失。在不断世俗化的进程中，音乐和诗歌都已成为文化的记忆。

    中国文化是独特的，当代中国音乐和文学的困境不只是现如今的问题，其根源在数百年前市井文化崛起时就已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