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绝密长达近30年的名字，一段铸核盾卫和平一甲子的传奇。

    越神秘，人们越想了解他。

    今天，让我们走近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镁光灯下，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院士坐着轮椅，被缓缓推向主席台中央，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16年前的1999年，于敏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事业的保密性，他的名字“隐形”长达近30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面对荣誉，于敏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黄沙百战穿金甲 功在当代壮国威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第一颗氢弹爆炸，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几千倍。

    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决定自力更生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

    1961年1月的一天，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于敏冒着刺骨寒风，踏着厚厚积雪，应邀来到了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先生的办公室。

    这是于敏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

    钱三强非常严肃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将你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他的名字从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消失了。

    多年后，他敞开心扉：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度过的，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印象。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促使我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研制氢弹工作。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突破氢弹原理，上级将黄祖洽、于敏及其研究小组中的30余人一起调往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集中力量攻克氢弹，但迟迟未得要领。

    1965年9月，于敏率领13室部分人员，带上被褥、脸盆、计算手册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该所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

    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作为参与会战的五十分之一，两鬓染霜的蔡少辉老人至今对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

    他回忆，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终于挑出了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做进一步分析。

    0、1、2……9，这10个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于敏眼中却是一首首诗，一幅幅画，而他，俨然是演算纸上的将军。

    “别人从纸带里看不出来的东西，经他一分析就成了活的知识。”蔡少辉称赞于敏，总是能透过现象触及事物本质。

    剥茧抽丝，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于敏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腾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蘑菇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

    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然而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了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又是一个漂亮的反击。

    审时度势预则立 魂系国防情更急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

    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尺寸重量较大，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必须提高比威力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难度大大增加。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种种原因，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骨干相继调离，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初级和次级原理，发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把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不但在初级小型化和中子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实现重大决定性进展，而且次级小型化技术途径已明确，核武器事业跻身世界水平已指日可待。

    于敏没有盲目乐观，他将视线投向全球。

    当时美国仍在不断做地下核试验，但他分析，其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为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

    “这好比百米赛跑，要将成绩在10秒基础上再提升0.1秒，要花很长时间和精力。”胡思得院士说，当时我国还处于爬坡期，进步潜力还很大。

    如果必须做的核试验没有做，该拿到的数据没有拿到，岂不是要“功亏一篑”？

    于敏心急如焚。他顾不上老朋友邓稼先先生已身患重病，直奔医院谈了自己的想法。邓稼先亦有同感。

    几经反复，邓稼先和于敏给中央打报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进程的建议。

    正是这封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我国才争取了宝贵的十年热核试验时间，完成了必须做的热试验。

    禁核试后，如何保持我国核武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绸缪。他提出，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计算机模拟等新的方式开展深入研究，确保库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至今它仍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上世纪70年代，他敏锐感觉到，惯性约束聚变（ICF）不仅有可能用于解决能源问题，还可能用来研究武器物理。在他建议下，我国ICF终于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国家863计划，从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科学精神。”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过学。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称他是“土专家一号”。

    对这个称号，于敏颇多感触。

    “在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中，我是比较早成熟起来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对搞研究的人来说，‘土’是个缺点。”于敏说，科学研究需要各种思想碰撞，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更有利于成长。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蓝可是他培养的唯一博士。

    博士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蓝可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作为研究人员，于敏的工作对象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实验相当重视。著名实验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曾说接触的我国理论物理学家中，最重视物理实验的人是于敏。

    为了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子来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了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应非常强烈。他的饭量是122，早、中、晚餐只能各吃下1、2、2两米饭。食无味，觉无眠，浑身疲惫无力，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有时都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到技术问题解决后才离开基地。

    于敏平时讲话语速很慢，话也不多，唯一一次和人拍桌子，还是为科学真理起争执。

    1970年，白色恐怖笼罩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驻基地的军管会将包括技术事故在内的三件事定为“三大反革命事件”。在一次会上，于敏终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

    “如果当时他说一句假话，整个氢弹科研方向、路线将全部改变。”40多年过去了，胡思得回忆当年的一幕仍心有余悸，“做科研首先要诚实，否则对不起科学，对不起真理，这是老于教会我们的。”

    1992年，在大型画册《院士风采》中题词时，于敏写道：“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科学精神。”这也是他一直信奉的人生格言。

    蓝可说，老师总是身体力行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态度。

    模拟激光打靶产生X光激光的程序刚刚编好，于敏就要求她把每一行的计算结果都打印出来。

    “他用整整两个星期，每天上午或下午到办公室，用计算器把一个个物理量计算出来并一一核对。”在蓝可印象中，老师除了思考，还是思考，全然不顾自己虚弱多病的身体。

    如今，于敏的科研生命力依然饱满。

    上世纪50年代，尽管信息不够发达，但他每星期都要到图书馆坐上一两天翻阅有关杂志，详细了解国际上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这种习惯一直保持至今。就在半个月前，蓝可刚给老师送去最新的英文版国际最新科研动态。

    人赞于敏愈老弥坚，平时不大爱笑的他幽默作答：硬件老化，软件也过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