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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下漫笔
文·胡一峰
丰子恺先生说，人生是个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穿衣吃饭，精神生活是学术文艺，精神生活则是宗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满足于住在一楼，追求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子孝孙贤。有些人愿意爬到二层看一看，有些人在二楼住下来，专心于研究学问和文艺创作，这些人就是艺术家、知识分子。还有的人对此还不满足，又爬上三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他们把财产子孙视为身外之物，把学问文艺看作暂时的美景，追求做一个“彻底”的人。丰子恺还说，做人好比喝酒，酒量有大有小。文艺大概是花雕，宗教却是高粱。有些人酒量小，喝点花雕就醉了，有些人酒量很大，非要喝高粱才过瘾。他的老师李叔同就是喝高粱、爬高楼的人。
李叔同先生在38岁那年，从人生的二层楼爬上三层楼，出家做和尚去了。那天，他走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门，接过校工肩上的行李，打开箱子，披上袈裟，穿上草鞋。校工问：李先生，您这是干什么？李答：不是李先生，你看错了。说罢自己挑起行李，飞快地向虎跑寺走。一个多月后，好友夏丏尊到寺里探望，李叔同已是头皮光光的和尚了。夏问：叔同，何时受的剃度？他笑：我已不叫李叔同了，以后该称我弘一法师。
李叔同成了弘一法师，是当时轰动社会的一桩大新闻。我读李叔同或弘一法师的传记和文章，觉得无论出家还是在家，他的人生都很“地道”。少年李叔同过着“地道”的公子哥儿生活，“一腔热血、无处发泄”，青楼妆阁，吟诗听曲，与名妓交往酬唱。26岁负笈东瀛，回国后任教浙一师，成了“地道”的文艺家。夏丏尊说过，自从李叔同到浙一师任教，“图画音乐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人不起敬的”。作为中国第一个西洋画留学生，李叔同倡导传统绘画改良运动和现代版画艺术，率先在国内采用模特儿教学法，自编讲义讲授“西洋美术史”，填补美术教育空白；独力筹办我国第一份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他创作的《送别》，改编了美国作曲家J·P·奥德威的曲子相配，传唱至今；他又发起成立“春柳社”，成为我国近代话剧运动奠基人之一。
李叔同的“艺术人生”结束得有些早。不过，他做和尚也很“地道”。叶圣陶曾和弘一法师共进素斋，深为法师之境界折服。他感叹说，法师的行止笑语，纯任自然，使人永远不能忘怀。而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持律。但持律到不由“外铄”的程度，给人的感觉全是一片自然。
弘一法师出家却不遁世。1937年，厦门举办全市首届运动会，函请法师编撰会歌。法师本已不写歌词很多年，却爽快地答应下来，出家人写出来的歌词一点儿也不消沉：“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狓猖！……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抗战期间，法师手书“殉教”张于室内，作题记曰：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他还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对生灵的悲悯，对邪恶的无畏，对护法的执着，使在家的文艺家李叔同和出家的高僧弘一法师合为一体。
在李叔同那个年代，也有文艺家拿“出家”装清高，甚至为自己的卑劣行径打掩护，周作人就是这样。1934年，弘一法师忙于在南方创办“佛教正养院”，整顿佛界学风。周作人则在北平八道湾十一号筹办自家五十大寿。他以“出家”为戏，写了一首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两天后，他在家摆寿宴，以原韵又写一首。“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把两首诗分抄给了众多朋友，又在《现代》《人世间》发表，一时和诗不少，大多赞扬周之风雅。但也有人写诗讽刺，直言周“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以读史者“后见之明”来看，周诗貌似恬淡，却暗藏脱去新文化斗士战袍之算计。联系1934年的国际形势，这位貌似看破名利的“在家和尚”，日后做汉奸的思想伏笔已隐隐埋下矣。
1938年，周作人参加日寇操纵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消息传来，唐弢想起四年前的出家在家诗，以其原韵讽道：“万劫灰余犹恋家，错将和服作袈裟”。远在美国的胡适也写了一首白话诗。“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萧一杖天南行。”可惜，决意投敌的老僧没有理会藏晖先生的一片好意。又过了三年，周和日寇更加亲近，楼适夷写了两首诗骂他，用词也更激烈。“娘的管他怎国家，穿将奴服充袈裟”、“半为浑家半自家，本来和服似袈裟”。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以出家或“剃度”作噱头，拿头发换头条的炒作时有出现。昔日那些出家或在家的文艺家们却已尘归尘、土归土，他们那些轰动一时的故事也终将湮灭，能长留人们心间的，或许只有丰子恺所说“彻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