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09日 星期二
中国科大微尺度国家实验室
如何成为创新之林
曾杰(左二)在指导学生做实验(中国科大供图)
李震宇(左一)、曾杰(右二)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中国科大供图)

文·通讯员 刘爱华 本报记者 林莉君

    今年9月13日,“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10名获奖者中,中国科大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以下简称微尺度实验室)占了两席:熊宇杰、陆朝阳;在欧洲物理学会颁发的“菲涅尔奖”历史上,仅有2位中国科学家获奖,这两位获奖者潘建伟和陈宇翱是师生关系,他们同样来自于微尺度实验室。

    中国科大“微尺度军团”在国内外科技创新领域频频“亮剑”,数据是最直观的证明:自2003年筹建以来,实验室成果10次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1项成果入选世界十大科技进展;1项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此前该奖项已连续空缺3年;7项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创新成果已经汇聚成林,那么,创新之林是如何形成的?

    培育“学科交叉”土壤

    让创新的种子生根发芽

    近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常常涉及不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学科交叉的不断推进,不仅会促进学科本身向着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还会大大推动科学进步,这是符合自然界客观规律的。

    “学科交叉”优势明显,众所周知。可是,怎样做?

    “微尺度实验室从建立之初,就坚持学科交叉与融合,通过对相关重点实验室资源的优化整合,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多学科综合为特点、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交叉前沿领域为导向的新型实验室”,实验室副主任罗毅教授说,学科交叉在科大有良好的传统。

    侯建国院士和杨金龙教授早在1995年就开始合作,侯建国负责实验部分的精耕细作,杨金龙负责理论方面的深度挖掘,他们在单分子科学领域取得了国际领先的系列创新成果。如今,这一传统被后来的年轻人不断传承和弘扬。

    80后教授李震宇和曾杰早在学生时代就熟识。曾杰在从事纳米催化研究的过程中,得到很多新奇的实验结果无法简单解释,从事理论计算化学研究的李震宇就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模拟等方法去共同探究其中的原子机理。

    合作研究的作用是相互的:一方面,理论计算对理解催化机理、优化催化剂设计大有帮助;另一方面,复杂的纳米催化体系也为方法程序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在李震宇看来,这种学科内部以及学科之间的交叉稀松平常。“在微尺度实验室,学科交叉是一种基本存在。”

    罗毅介绍,微尺度实验室的学科领域涉及物理、化学、材料、生物和信息五大一级学科,为实现学科之间的大跨度交叉奠定了基础。实验室在运行过程中,从资源配置和成果评价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激励和促进交叉创新的措施和办法,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学科交叉在微尺度表现出的生命力已经得到充分印证。

    为科学研究开辟“绿色通道”

    持续提供创新养分

    在两年多时间里,曾杰给微尺度实验室领导打过三份报告。

    2012年4月,曾杰从美国回到母校中国科大。因为自己的实验室还在装修,他向微尺度实验室副主任鲁非打了一份报告,申请临时性科研用房。不到一周,问题解决了。

    刚回国,经费还没划拨到位,曾杰正在搭建的“费拖反应催化平台”急需经费,他打了第二份报告。第二天他就接到鲁非的电话,经费有了着落。

    不久前的第三份报告,是由于团队空间紧张,很快曾杰又得到了答复。因为实验室面临搬迁,困难暂时无法解决,可这只是时间问题。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但这不足以勾勒全貌。在微尺度,类似的“绿色通道”很普遍。“平时不打扰,在老师们遇到困难时助上一臂之力”,罗毅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们实现梦想的土壤上持续提供养分”。

    “不打扰”,曾杰感触颇深,两年多来,除了在三次报告中简要介绍了工作进展,没有任何人来对他进行考核,而他参加的由微尺度实验室召集的会议只有两次。

    “学术是个长期的过程。”罗毅说,“科学研究有它内在的规律,微尺度没有严格的考核指标,只是要求科研人员进行3—5年的阶段性工作汇报,其他问题在平时的交流中就解决了。”不量化、不钢化,实行弹性考核,是对科学研究的尊重。

    微尺度实验室所在的中国科大理化大楼,被师生们亲切地称为“十八层大楼”。在大楼门厅入口处的宣传板上,每天都会更换几张国内外学者的讲座海报。交流,在这里是一种常态。

    “开放的姿态”,罗毅特别强调,“这是科大的文化传统,而开放的前提就是实现无阻碍交流,交流也是一种养分注入”。无阻碍交流还体现在资源共享上,微尺度实验室建立了五个公共平台:理化实验中心、低温强场实验室、生物技术实验室、微纳加工平台、影像中心,还有各个研究部建立的小型实验平台……这些,都是开放共享的。

    以“学术文化”为根

    让“创新幼苗”长成参天大树

    实行弹性考核,经费、用房“按需分配”……这种“乌托邦”式的管理模式,会不会滋长惰性?“不会!这来源于一种文化自信。科大人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罗毅直言,“这种自信建立在科研人员的学术自觉和管理者的学术判断上”。

    陈向军教授是科大“土著”(本硕博均毕业于科大),也是微尺度实验室最早的一批研究人员。从学生时代,他就致力于电子碰撞谱学的实验和理论研究。

    电子碰撞谱学的研究没有商品化的实验仪器,从1990年代到2012年,陈向军研究组一直自己动手做仪器,已经做到了第四代“角分辨的分子轨道成像谱仪”,利用自主研制的仪器,他们开展的“电子与原子分子碰撞的结构与动力学研究”,已经成为该领域国际知名的研究组之一。

    2003年,陈向军研究组尝试把电子能谱技术与固体表面的扫描探针技术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研制“扫描探针电子能谱仪”。五年的努力,“扫描探针电子能谱仪”做出来了。此后,仪器经过多次改进,2012年,陈向军研究组又与罗毅合作,利用这台仪器,首次发现了非线性电子散射现象,这一成果发表在《自然·物理》上。

    “凭借的是不服输的劲头,十年磨一剑是一种科研态度。”陈向军说,“这得益于微尺度宽松的科研环境。”“不服输”形成的是一种隐形竞争氛围,而“学术自觉”和“无障碍交流”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良性竞争态势。

    这背后,是整个科大文化的缩影。

    如果说学术文化是隐形支撑,管理模式就是显形保障。微尺度实验室在筹建之初就不断探索科研管理的新模式: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以保证日常管理有章可循;实现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之间多通道、多时间、多地点的灵活交流,以提高管理者的学术品位。这是借鉴欧美的优秀经验,结合国内科研现状和学校的实际情况,产生的“改革品种”。

    罗毅认为,科研管理不能直接运用“拿来主义”,那样造成的后果往往是“水土不服”。“我们要不断探索适合发展现状的科研管理模式,让创新幼苗长成参天大树,培育众木成林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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