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作品多写战争背景里的人，特别是女性、老人、孩子在战争中的悲惨命运。

    《生死场》里的金枝，在战争的阴影里，农村田地荒芜了，她跑到城市去“缝穷”，可她又被男人强奸。金枝带着伤痛去尼姑庵寻找寄托，尼姑也不知去向。《朦胧的期待》中，李妈一直在失落的情绪中，她的恋人曾答应过她，等打完仗后娶她。李妈最后与她的恋人终于相聚了，但团圆的时刻却是在梦里。

    萧红的抗战小说，不是描写战争的宏大场面，更多的是女性眼里的战争，她更多的是展示细致的日常生活。在《生死场》中，村民参加的“革命军”没有一场正面的战斗便失败了，萧红略去了战争场景，直接写战争阴影中的人。

    孩子饿得乱叫，老太太领着孩子在黄昏的田地里寻找麦穗，可孩子寻找回来的却是满眶蒿草。《北中国》里的耿大先生，思念“打日本子”的大少爷，每天给儿子写几封信，一连写了三个月，家人确认他“病”了。因为害怕他在日本人面前说出“杀头的话”来，家人把他“藏”在一个封闭的小屋里，却被炭烟熏死了。在萧红的笔下，战争不再是战场上豪迈的誓言，嘹亮的号角，血与火的嘶迸，而是一个又一个小人物，孩子的饥饿、女人的泪水、老人的绝望，这是战争阴云下的人间悲剧。

    萧红的笔下少有英雄人物，这与当时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迥然不同。《黄河》中的“阎胡子”有着强烈的思乡的情绪，八路军告诉他“我们这回必胜”，但他的双脚却“深深地陷进沙滩中”。参加“革命军”的年轻小伙子在战斗失败后，“和死蛇一般爬回来”，使他的女人五姑姑想到了“往日受伤的马”。

    香港学者陈洁仪在论及萧红的“抗战小说”时认为其主要有三项特色：“一、悲惨命运的展示；二、日常生活细致化；三、略去战争场景和反英雄的倾向。” 这个概括是极为准确的。但如果把目光仅仅停留在抗战的层面，显然低估了萧红。比如她的《马伯乐》，马伯乐这样一个“文化流民”在战争中不停地逃难，它与萧红其他小说的调子完全不同，它是幽默的、讽刺的，能给读者带来会心的微笑。显然，这个主题超越了战争，表达萧红对民族性改造的思考。萧红的另一部长篇《呼兰河传》，显然与抗战没有关联，却是这一主题更深的开掘。如果将这一长篇力作仅仅解读为思乡之作，无疑是一种误读。葛浩文认为，萧红与鲁迅一样，用她的笔来揭露、分析甚至于讽刺中国人的愚昧。即使在战争中，萧红也坚持启蒙的立场。陈思和认为萧红在揭发民间的愚昧、落后、野蛮的深刻性与展示中国民间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因此，陈思和说萧红是中国文学里的“一个异数”，应列于中国现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家之林。这是我们在阅读萧红抗战作品时需要悉心领悟的。

    （作者为萧红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