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70年后，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回忆父亲病重的日子时，总会想起为当代文豪的家庭带来些许欢乐的女作家，她就是萧红。海婴写到：“1936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是在忧喜交错之中度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可以想象，这段时光给一个七岁小孩带来的压抑和沉闷。幸好有萧红。

    萧红和她当时的丈夫萧军来做客时，鲁迅总是会下楼，一边和他们交谈，一边参观萧红的做饭手艺。萧红拿手的是包饺子和“合子”，这些北方饭食一眨眼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在年方七岁的周海婴眼中，“简直是‘阿拉丁’神灯魔力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这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两口，并且赞不绝声，与萧军、萧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以至于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也扫去了不少。”

    许多年之后，已步入老年的周海婴依然记得，“我小小的心灵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快。”

    也是在这一年，鲁迅病逝，当时萧红在日本。后来，萧红写了一篇长文《回忆鲁迅先生》，多次写到周海婴，这个几十年后依然记得她烙的美味葱花饼的孩子。“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在这篇文章里，她还用不少笔墨写了许广平。“许先生对自己忽略了，每天上下楼跑着，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次数洗得太多，纽扣都洗脱了，也磨破了，都是几年前的旧衣裳，春天时许先生穿了一个紫红宁绸袍子，那料子是海婴在婴孩时候别人送给海婴做被子的礼物。做被子，许先生说很可惜，就拣起来做一件袍子。正说着，海婴来了，许先生使眼神，且不要提到，若提到海婴又要麻烦起来了，一要说是他的，他就要要。”

    我估计，回忆鲁迅的文章恐怕不比鲁迅本人的作品少。不过，写鲁迅而用如此大量笔墨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和孩子的，却似乎只有萧红。这大概是因为，在围绕鲁迅身边的激昂慷慨者中，真正融入鲁迅生活的，也只有萧红。虽然此时他们之间的交往不过两三年。但你必须相信，人与人之间精神的吸引不在相识之久暂。五祖弘忍选中六祖惠能做接班人时，两人相处也不足一年。

    据说，萧红曾把《回忆鲁迅先生》的稿子给后来的丈夫看，后者代笔写了一段附记：“右一章系记先师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其间关于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或未涉及。将来如有机会，当能有所续记。”殊不知，不论是当年萧红回忆鲁迅，还是日后海婴回忆萧红，其价值恰不在所谓“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就像五祖断不会拿某部经义来考问六祖一样。

    鲁迅是先知式的思想家，又有些孤僻。他自己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先知而加之孤僻，朋友当然不会多。这和“我的朋友”遍天下的胡适之正好相反，而颇有些像他的老师章太炎，以“太炎弟子”自居的人极多，以“鲁迅学生”自居的人也不少，但大多为拉大旗做虎皮之徒，真当得起鲁迅门徒的，萧红算一个。

    鲁迅誉萧红为“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称《生死场》为“当代女作家所写最有力的小说之一”。但萧红在文学史上却处于尴尬的地位。由于知识和权力的纠葛，人类社会的历史叙述往往有AB面，这本不奇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A面，有冰心、丁玲，在B面，我们找到了张爱玲，或许还有以林徽因为代表的“民国才女”们。但翻遍A面和B面，也无法找到萧红的踪迹。

    萧红的不受待见，或因为流亡异乡又所托非人，没有显赫殷实的娘家，没有功成名就的夫婿，使她似乎总处于“饥饿”状态，不论是物质上还是心理上，而这一点，至今为人嘲弄；又或因为她不属于任何党派，没有参加什么团体，没有自己的“圈子”，让善贴标签者无处下手。她的作品很早就获得称赞，但她的写作更多是带有自传性质的情感倾泻，她用私人经验袒露一颗不被“收纳”的灵魂，而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功能恰恰是对过往文学现场的“收纳”。这就是萧红的伟大和悲哀。

    既然文学史无法提供坐标，我们如何理解萧红呢？实际上，通往萧红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鲁迅。萧红和萧军初到上海，“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他们把自己的梦想，或许还有生存，都寄托在鲁迅身上。萧红曾回忆说：“我们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鲁迅，是萧红与世界的纽带。鲁迅离世后6年，萧红死于香港，留下遗嘱：希望葬在鲁迅先生墓旁。她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似乎暗示着了她与这个世界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