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付丽丽 本报实习生 赵似锦

    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华鲟在2013年没有自然繁殖活动发生”。一时间，长江鱼类生态问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引发民众热议。

    其实，不只是“水中国宝”中华鲟，有关长江稀有鱼种濒临灭绝的消息一直不绝于耳，“长江女神”白鳍豚功能性灭绝，“长江精灵”江豚存活量比大熊猫还少，“四大家鱼”鱼苗发生量锐减……

    有专家分析，大量水电工程建设，长江沿线的化学污染加剧、人类的捕捞行为，都是导致长江鱼类资源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

    “河流中各种鱼类的繁殖期不同，除了保护其生境，包括河岸带、自然水流水温，限制挖沙采石和航运等等，迫在眉睫的还是应相当长时期内禁渔。”大自然保护协会（TNC）长江与淡水项目专家杨波博士说。之前，她曾和西南大学科学团队共同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做过两年本底调查。

    长江鱼类资源正处于全面衰退边缘

    “长江是我国重要的淡水鱼捕捞场所，但是渔业资源正快速、严重衰退。”杨波说。

    正如杨波所言，作为重庆市江津区朱阳镇的一个渔民，程永彬已经打了近20年的鱼，他明显感觉到光景一年不如一年。“鱼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减少了，去年打了5000斤鱼，今年打的还不到1000斤。像青波、江团等等，1995年之前经常能打到，现在都没有了。”

    全长6300公里的长江是我国淡水鱼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被人们形象地誉为我国的“淡水鱼类种质资源库”。整个长江水系，共有鱼类400种，其中149种是只在长江生活的特有鱼类。

    但让人担忧的是，目前长江的鱼类资源正处在全面衰退的边缘，白鲟活体已极为罕见，中华鲟、达氏鲟数量不足10年前的1/10。长江的天然捕捞量在逐年递减，由1954年的54万吨，变为近年来的10万吨左右。

    “最常见的青、草、鲢、鳙‘四大家鱼’鱼苗发生量也大幅减少。”杨波说，受大坝建设、水域污染、生境退化、过度捕捞等因素影响，长江四大家鱼幼鱼发生量规模下降，年龄结构、个体大小、性比和早期资源量均呈衰退之势。

    “由于物种减少，一些渔民迫于生计，不得不捕捞幼鱼，个别渔民甚至采用电、毒、炸等非法捕鱼，对水生生物资源造成毁灭性破坏，直接威胁水生生物物种安全。”谈及这些，杨波十分愤慨。

    “目前，长江已经失去了渔业商业生产价值，鱼类资源情况非常不乐观，如果再以现在这样的捕捞强度进行下去，鱼类物种保护都成问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渔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研究室主任倪朝辉对科技日报记者说，今后长江应以水生生物物种和渔业资源养护为目的，而不宜再进行商业性捕捞生产。

    “据我们研究，在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影响最大的8个因素中，过度捕捞排名第4。”领衔调查的西南大学渔业资源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姚维志说，显然，在妥善解决渔民生活前提下，严格控制甚至取消保护区的捕捞生产，对保护长江渔业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江津段渔民捕捞仅能养家糊口

    “好的年景生活还勉强凑合，像今年，连维持基本的生活都困难。”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儿子还在读四年级，想起一家子的花销，程永彬就头疼。

    像程永彬一样，调查结果显示，江津渔民全年平均作业天数为220天，单船平均全年捕捞收入为52200元，每艘渔船燃油补贴约为8400元，渔民年收入普遍在60000元左右。

    支出方面，江津段全年单艘渔船需燃油费10700元，船网工具费10600元，再加上生活费等其他支出总计约58400元，每户渔民人口为2—3人，人均可支配收入1700多元。

    “对于文化水平低、没有其他生活技能、也没有土地的多数渔民来说，从事捕捞业还是比较可靠的谋生手段。但指望通过捕捞实现致富是完全不现实的，所以这样的捕捞业只是渔民谋生的基本手段，只能属于生计渔业的范畴，不存在发展为规模化商业渔业的可能性。”姚维志说。

    就渔船捕捞产值而言，2013—2014年的统计数据与2010—2011年的并无太大差别。倪朝辉认为，长江鱼类资源越来越少，专业渔民的经济收益靠不但增强的捕捞强度，以及长江天然鱼类越来越高的鱼价来勉强维持，相比近年来物价总体上涨，专业渔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有所下降的。

    加快渔民转产转业 拯救长江生态

    为缓解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长江渔业资源迅速衰退，农业部2003年正式在长江流域组织实施每年为期3个月的禁渔期制度，禁渔范围涉及沿江10个省（市）。但现在看来，效果似乎不尽如人意。

    渔政部门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江津段的渔船密度和作业强度超过其天然水域渔产潜力的3倍，即使减船限渔对渔业资源的恢复作用也很有限。因此，渔政部门指出，有效遏制长江江津段渔业资源衰竭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加快渔民转产转业，减轻捕捞压力。

    “我也考虑过转产，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享受国家社保方面的政策。”程永彬说，在他周围80%的渔民都有着同样的想法。

    调查也显示，收入偏低江段如朱杨、石门、油溪等地渔民均表示政府给予一定补助条件下愿意转产转业，尤其是年纪大的渔民，只要政府给购买养老保险就愿意马上转业；年纪稍小的主要担心上岸后不能再就业，家庭生活没保障，因为即使政府买了养老保险，还有10—20年才能领养老金。

    “目前燃油补贴对渔民诱惑较大，某种程度上讲，燃油补贴是合法渔船一项较为稳定可靠的收入，自然影响了渔民放弃渔船转产上岸的积极性。”姚维志说，建议在上游保护区或长江流域示范性将渔船燃油补贴改为渔民转产转业保障基金，引导和鼓励部分渔民尽快脱离天然渔业捕捞。

    另外，长江渔业资源衰退的原因除捕捞偏强外，主要来自水电开发、河道采砂和航道建设。因此，调查组建议，可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要求相关部门或工程项目挤出部分行业利润来设立“长江渔民转产转业国家专项基金”，专项用于长江渔民转产转业。

    其实，为实现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早在1992年提出海洋捕捞减船3万艘，转业渔民30万人的“双转”工程，但由于当时国家财力不足、渔业管理粗放、生存与就业压力大，沿海渔民的转产转业任务异常艰巨和复杂。就当前渔民转产转业的政策问题，记者曾于8月20日发函给农业部新闻办，但直到记者发稿，并未收到相关回复。

    对此，倪朝辉表示，长江流域至今未具体实施过渔民转产转业，与之前相比，现在无论从长江专业渔民经济收益、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遏制渔业资源衰退趋势，渔民转产转业、全江实施商业禁捕都迫在眉睫，喊口号只是空中楼阁，关键是政府要出钱。

    “如何保证渔民上岸后的收入不比捕捞低，涉及到渔民转产转业后的就业安置和相关就业技能培训、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以及国家专项基金的设立等一系列问题，是个系统工程，要在全面做好实事求是调研的基础上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否则转产转业再喊十年，也是空的。”倪朝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