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创新对话美方专家组成员、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的新著《创新经济学——全球优势竞争》在国内翻译出版。虽然名为“经济学”，但阿特金森博士的新著并不是一本标准的经济学教材，更类似于一份智库的研究报告。读罢全书，给人的感觉是书中充满了“火气”，这“火气”既来自于作者对美国创新政策实施现状的忧心忡忡，也来自他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所谓“创新重商主义”的批评。

    阿特金森博士在论述创新政策的重要性时，对政府和市场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也进行了分析。在传统的无法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市场失灵”之外，作者还特别强调了几点：一是协调失败对创新过程的破坏。由于复杂的创新活动涉及多个主体，政府在其中的“牵线搭桥”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市场机制下，面对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如果没有利益，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是很难一起协作的，而政府的“有形之手”可以降低研发风险，让各创新主体产生预期利益。二是在全球化条件下，谁的创新政策有吸引力，谁就可能吸引到更多的创新资源，而有利于创新政策的市场环境通常是政府“一手”塑造出来的。三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差异，各国既可以形成高附加值、高创新水平和高技能的均衡，也可以形成低附加值、低创新水平和低技能的均衡，仅仅依靠市场本身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阿特金森博士显然是赞同“有为”政府的，这也是他对那些对美国创新盲目自信、以为仅靠“自由放任”就能自动提升创新能力的人的批评，他看到了在全球化条件下，有效的创新政策将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有效手段。

    阿特金森博士关于政府和市场在创新活动中作用的分析，对于我们思考当今中国科技创新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借鉴。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的大背景下，具体到今天中国的各类创新活动和创新过程，政府和市场该到底该如何发挥作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按照有些人的理解，政府应该少管科研项目，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上。这种观点强调了政府作用“破”的一面，但是对于“立”的一面却几乎未曾提及。从所谓“创新链”来看，政府资助基础研究和竞争前技术研发，通过项目促进产学研结合，出台政策、建立引导基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利用补贴等手段扶持新兴产业，采取首购订购等措施带动创新产品的需求。可以说，政府的作用几乎覆盖了创新链和创新活动的全过程，政府和市场之间是一种“犬牙交错”、“相互衔接”的关系，而不是泾渭分明、互相独立的关系。

    时下提升中国创新能力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大幅度增强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大学、科研院所占据科研优势的条件下，缺少了政府的协调和制衡，优质科技资源很可能会进一步向大学、科研院所倾斜，形成“马太效应”，本来创新能力就比较薄弱的企业更显得力不从心、困难重重。应当看到，项目也是政策工具的一种类型，与其说政府少管甚至不管项目，倒不如说政府应当管什么样的项目，应当怎样管项目。那些创新能力强的国家，没听说哪个政府不管项目，美国就是政府部门管项目比较成功的典型例子。

    在阿特金森博士眼中，政府的创新政策有好有坏，他建议的税收优惠、教育、创新平台属于“好的”，而类似中国的汇率、补贴、知识产权等政策属于“坏的”。他的这种判断当然是站在美国立场上的“一厢情愿”。韩裔英国经济学家张夏准教授在《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中指出，这些所谓“坏的”政策，是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早就用过的，当它们发现这些政策不再适用自身的时候，就无情地“蹬掉梯子”，并对后发国家指手画脚。如果按照阿特金森博士等开出的“药方”，在全球创新资源流动加快、创新能力不平等的背景下，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基本上是一种“美好愿景”，只能亦步亦趋跟在人家后面，而那些在技术能力上成功追赶的国家，没有谁一开始就是按照那些“好的”政策行事的。

    尽管当前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出现了“三跑并行”的判断，但大部分仍是跟跑，特别是核心技术能力差距相当大，而全球化和产业链国际分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后发劣势”。我们是在发达国家所构建的国际竞争规则之中前行的，今天的全球经济竞争是一种不公平竞争者之间游戏，规则的不平等决定了我们的创新之路将会是相当艰难的。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仅有自信是不够的，还要有强有力的措施和手段。在这种发展条件下，仅凭市场机制和企业自身的力量是很难实现赶超的，必须要发挥好政府的统筹、协调、引领和带动作用。

    韩国三星公司曾经在10多年的时间里用纺织和炼糖的利润补贴其电子产业，政府也不遗余力地给予信贷等方面的支持。如果尊崇市场信号，三星至今可能仍在炼糖。《硅谷百年史》的作者也指出，“对于硅谷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应当归劳于最大的风险投资者：政府。湾区的高科技可以看作是一个受益于技术军转民的最佳示范，也是政府进行整体干预的完美案例。”我们对市场机制作用应当重视，但不能迷信。按照卡尔·波兰尼的观点，市场从来就不是一种“自发秩序”，市场机制的形成嵌入在社会过程之中。市场是被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力量所“形塑”的。张夏准教授甚至主张，“如果一个国家想摆脱贫穷，它就应该违背市场，积极投身于那些看起来困难重重但却更先进的行业中去。”

    从当今中国面临的挑战来看，危险并不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下定决心、采取有效的手段，倒有可能会掉进“技术能力陷阱”。这不单纯是一个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水平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创新能力。无法想象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如何依靠“脆弱”的技术能力来支撑，这一点即便如尊崇市场机制的已故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也曾经指出过。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应当更加深入地思考政府、市场与创新的关系。

    （《创新经济学——全球优势竞争》 [美] 罗伯特·阿特金森、史蒂芬·伊泽尔著,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 [英] 张夏准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