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左朝胜
近日,广东省出台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第一个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导性文件——《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再次先行。《决定》的出台对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爬坡越坎关键阶段的广东,意味着什么?为此,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长王志学就《决定》出台的前因后果,对话访谈广东省省长朱小丹。
王志学:我们认真看了广东省的《决定》,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省区市首次颁布实施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明确了新时期、新形势下广东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和工作举措,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省份的纲领性文件。这份《决定》对全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加快创新驱动发展都有一定的示范意义。那么,广东省是基于什么考虑推出这个《决定》呢?
朱小丹:广东省委、省政府谋划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作出相关《决定》,主要是基于以下三大战略需要:
第一,是全面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驱动战略竞争在综合实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机遇更是挑战,我们必须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积极主动地前瞻部署、优化布局,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力争在日趋激烈的综合竞争中主动变革、抢占先机、顺应趋势、赢得主动。
第二,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系列重大部署的战略需要。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最为紧迫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总书记殷切寄语广东要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完善创新机制,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因此,结合广东实际出台《决定》,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我省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更好地发挥排头兵作用的具体行动。
第三,是广东着力破解发展瓶颈、增创发展新优势的战略需要。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广东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提出的“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存量调整与增量提质相结合,从主要靠拼体力、拼汗水、拼环境、拼资源向主要靠拼科技、拼知识、拼创新、拼人才转变,努力破解发展瓶颈,实现更有质量、更有效益的发展。我们出台《决定》,就是向改革要红利,向创新要动力,通过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释放科技创新的活力和潜力,加快构建区域自主创新体系,建立健全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各类创新要素、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为创新导向和根本动力,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紧紧依靠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努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面。
王志学: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在科技创新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近年来,广东省与国家科技部以及其他国家科技教育部门开展了全面和高层次的合作,并取得了全国瞩目的成就。现在,广东省又推出了《决定》,对广东省下一步的发展将产生哪些重大影响?
朱小丹:目前,广东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爬坡越坎的关键阶段,转型升级越是艰难,越要坚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首要任务,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转型升级的核心战略。我们制定出台《决定》,就是要进一步明确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决定》在全面梳理广东科技创新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主线,以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核心,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协同创新、产业创新、转化应用、环境建设等6个方面重点推进、精准发力,出台了一揽子政策。如《决定》要求把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作为重中之重,实施大中型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行动,明确到2020年大型骨干企业普遍建有企业研究开发院。同时充分发挥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引导作用,通过贷款贴息、研发资助等方式重点支持种子期、初创期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又如《决定》强调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的关键环节。要求制定全省重大科技专项实施方案,重点聚焦并力争突破计算与通信集成芯片、移动互联关键技术与器件、云计算与大数据管理技术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抢占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制高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可以说,《决定》既充分体现中央精神、又紧密联系广东实际,既符合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又顺应科技创新的新趋势,是广东未来一段时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为广东绘就了一幅通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蓝图,必将有力推动广东经济社会加快转型升级。
王志学:近年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广东省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这从广东今年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就可见一斑。统计数字显示:虽然增速调整,但经济增长的含金量提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速均快于GDP与工业增速。
但是,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相似,广东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从世界上看,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2013年广东人均GDP 已达58540元人民币。对此,《决定》将如何考虑应对策略?
朱小丹:无论从改革创新的历史经验、广东发展的现实需要,还是从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来看,广东都迫切需要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依靠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新增长极、新增长点,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可持续性。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主要从四个层面进行谋划部署:一是坚持体制改革与创新发展相结合。《决定》将“改革”与“创新”贯穿整个文件始终,着力向改革要动力,以创新促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创新措施,推动科技改革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更紧密结合。二是坚持谋划长远和着眼当前相结合。《决定》既针对构建创新型广东,提出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等政策措施,又着眼当前科技创新实际问题,提出强化产学研用相结合、健全科技评价机制、完善协同创新机制等政策措施。三是坚持全面部署和突出重点相结合。《决定》既把握大局、全面部署,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建立健全覆盖自主创新全链条、多主体、全方位的创新驱动发展体系,又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问题,重点从资源配置机制、科技管理体制等方面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四是坚持盘活存量和用好增量相结合。《决定》一方面突出加强资源整合和政策执行落实,盘活和管好用好现有财政科技资金、现有科技创新政策,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发挥科技创新政策杠杆作用,同时提出要从项目、资金、税收、人才等方面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强化增量支持。
王志学:市场经济是“无形的手”,政府调控是“有形的手”。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两只手全面配合,缺一不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创新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对于如何发挥两只手的作用,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东省的这个《决定》,对此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朱小丹:《决定》从全面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求出发,着力破解制约创新的瓶颈。应该说,最大的特色是让政府的“无形之手”和市场的“有形之手”形成合力,打出一系列的“组合拳”,共同推进全省的科技创新工作。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要精神,一方面,《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对各类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在科技创新活动各个环节“说话”。如提出改革技术创新项目的形成机制和支持方式,要“面向企业技术需求编制项目指南,吸纳来自企业和行业协会的专家参与项目评审,遴选有条件的企业牵头组织实施产业导向类科研项目”。在深化科技评价制度改革方面,提出“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开发主要由市场评价”。另一方面,《决定》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服务作用,着力解决当前政府职能定位不清,越位、缺位和不到位并存的问题。如《决定》提出,政府要“加强对科技发展优先领域、重点任务、重大项目等的统筹协调”,“制定科技创新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大力推进科研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健全技术创新、创业孵化、企业融资、人才培训等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与全过程的创新服务。重点支持建设一批面向中小微企业的综合性前孵化器、大型孵化器,形成网络化的创新服务体系”,努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规划引导、政策制定、统筹协调、提供服务上来,推动从政府主导创新向政府服务创新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