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刘奕湛

    “人到九十，现在已不算稀奇，但总有一道惊心的坎。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大出息。自知不怎么聪明，自负还算守本分，勤奋以治学，平实以做人。”面对记者的提问，刘国光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

    生于1923年的刘国光已年逾九旬，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的一生当中，近七十年的时间都与经济学打交道，这期间，他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刘国光的一生，经历了很多。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刘国光的故乡南京沦陷，这个14岁的少年被迫流亡湖南、四川等地。在那段疾苦的岁月里，刘国光阅读了《大众哲学》《社会科学教程》《经济学概论》等著作，从此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38年，刘国光进入四川国立二中读书。当时，《资本论》尚未出版，但学校图书馆有介绍《资本论》的通俗读物，这些材料让刘国光对《资本论》产生了浓厚兴趣。

    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立即买来认真阅读，虽然读完后似懂非懂，但求知的渴望，让他不断读下去，并且受益匪浅。“《资本论》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理论著作，为我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刘国光说。

    1941年，刘国光以优异的成绩被西南联大录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经济学专业。谈起选择经济学的初衷，刘国光说，进入大学选择经济学专业是由于读《资本论》等著作后，产生了学习经济学的兴趣。而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遭受外敌的蹂躏，流亡生活的痛苦以及战争时期民不聊生的状况，更让人产生了经济救国的志向。

    大学期间刘国光接触更多的是西方经济学知识，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并未消减，先后读完《资本论》的二、三卷，大学毕业论文更是选择了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主轴的题目，在赵乃抟教授的指导下，他融贯西、马经济学两大理论派别，重点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西方经济学只能是参考、借鉴，而不能居于指导和主流地位。当然，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凡是好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吸收过来。”刘国光说。

    1951年，刘国光作为国家选拔的第一批留苏研究生去莫斯科学习，在四年的留学生涯里，经历过战争的刘国光，十分珍惜这次求学机会，也时刻不忘建设祖国的重任。几乎天天泡在列宁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那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

    在苏联专攻计划平衡专业和观察经济发展现实，回国后刘国光开始思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受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1979年初刘国光着手研究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要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

    他提出，我们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场；我们要坚持计划调控，但不能迷信计划。

    进入21世纪，刘国光年事已高，出于职业习惯，老而不休，陆续写了一些东西，大多集中在讨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刘国光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要继续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但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为导向，共同富裕为目标，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两极分化为结果的市场经济。

    谈及自己的一生，他认为做学问要“不唯上、不唯书、但唯实”；做人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亲人，贡献一切，牺牲自我。”

    “我虽然年满九十，来日不多，但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仍满怀信心和激情。”刘国光说。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