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特别策划 

    北京中兴新景信息技术研究院是一家专门从事企业竞争情报人才培训的机构，行政总裁陈伟给科技日报记者讲起2002年公司刚刚起步时的尴尬，“我们打电话给一些企业，总是引来警惕的怀疑：竞争情报是什么？是特务间谍吗？我们的电话你是怎么找到的？”但四五年后状况变了，陈伟发现不少企业的招聘岗位中出现了战略情报的职位。

    竞争情报上世纪90年代被引入我国，近些年在我国企业中认知度逐渐提升，不少企业将其应用于商战实践。近日在京召开的竞争情报国际论坛上，曾任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首任理事长的包昌火研究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目前我国企业竞争情报水平参差不齐，政府、企业对竞争情报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工作流程来源军事情报领域

    什么是竞争情报，“通俗说就是为了知己知彼、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所进行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包昌火解释说，“它是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信息和研究，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产品。过程包括了对竞争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产品包括了由此形成的情报和谋略。”

    在很多情报界的业内专家看来，“竞争情报”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军转民”项目。它带动情报工作方法甚至情报人才的转移。这种转移开始于“二战”后，经济竞争上升为国家地区间竞争的主要领域。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的迅速感知成为需要。

    据包昌火介绍，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领域转移成为一种潮流，具有先进技术手段和丰富实战经验的政治军事情报力量也转向了经济技术领域。“竞争情报的工作流程直接来源于军事情报领域，活跃于美国竞争情报界的专家和从业者有不少是从国家安全部门退役的前官员”。

    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日本、瑞典、澳大利亚等国陆续成立竞争情报协会。1995年，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中国竞争情报研究会）成立，相关学术活动也进入新阶段。

    让情报引领决策

    虽与军事情报一脉相承，但竞争情报的从业者们始终强调：竞争情报必须完全在法律道德允许的范围内依托公开信息源开展活动。

    “商场如战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信息研究所陈峰研究员介绍说，国外很多著名企业，如空客公司、IBM、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等，多年来能逢凶化吉、长盛不衰的背后，是远超同侪的竞争情报能力，外界所知往往是冰山一角。索尼公司总裁曾自豪地宣称：“本公司之所以名扬全球，靠的就是两手：一是情报，二是科研。”

    “军事情报不准，价值200万美元的一枚导弹只能打掉一个8美元的帐篷。”陈伟曾在多个场合举这个例子说明情报对决策的重要性。“企业情报精准或缺失或偏差将直接决定决策的成败。” 包昌火强调，“让情报引领决策，这是竞争情报对企业的价值所在。”

    竞争情报怎样为决策提供支撑？陈峰以“投资项目决策”为例给记者进行讲解：为降低风险、提高竞争力，决策者必须了解产品所在行业的特性、项目市场容量、市场竞争情况、技术特性等。这些问题很多是典型的竞争情报问题。

    例如了解市场竞争情报，就需要清楚地回答诸多具体问题，如本项目所在行业现有哪些生产厂家？各自的竞争地位怎样？竞争的范围是什么？各厂家市场占有率怎样？本项目产品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有哪些？对手的主要情况怎样？对手项目产品优势和劣势各是什么？项目产品有哪些替代品，替代品的影响力如何？项目产品有哪些主要的供应商？供应商的影响力如何？……“这些都需要专业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陈峰说。

    情报部门是企业“第一科”

    陈峰介绍说，为在科技经济领域领先，许多国家甚至大型企业都将竞争情报工作看作“重中之重”。2009年9月，法国政府设立了直接向总统负责的经济情报部际代表，统领全国的竞争情报工作。

    包昌火给记者介绍了日本战后“情报立国”助经济腾飞的经验。日本的大型企业都具备极强的情报能力。著名的六大综合商社三菱、伊藤忠、三井、丸红、住友和日商岩井在全世界有180多个办事处，一万多名雇员，建立起强大的情报网络，每天不遗余力地搜集大量信息。这些来自全球的信息每天24小时不停送回日本总部，被选择、分析，然后向各从属公司扩散。“它们的情报搜集、分析和传递能力堪比美国中央情报局。”包昌火说。

    20世纪60年代，日本一些大公司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竞争情报部门来弥补综合商社提供情报的不足，情报部门往往是企业最重要的“第一科”，地位很高。一般而言，这些公司总部专门从事竞争情报工作的人有10—20个，一般属战略规划部或研究部管辖，许多人在政府培训机构接受过培训。日本还有100多家被称为“智囊公司”的私人公司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分析和扩散工作，许多公司的雇员达到数百人。1982年，日本组建了专门为日本各公司培养情报人员的产业保护学院。

    别缺了“竞争”情报意识

    “当国家和地区之间出现战略高技术竞争、贸易争端时，拥有强大竞争情报支撑的一方总能从容应对。”陈峰说。

    例如我国计划在无线局域网领域强制实施WAPI安全标准，由于实施这项标准触动了国外巨头的利益，这些巨头开展了缜密的竞争情报活动。通过“精确制导”式的组合拳予以打压阻挠，使我国实施WAPI安全标准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之后我国也对此开展了专门的竞争情报工作，WAPI安全标准终于实现了强力突破，现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

    但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领导并未建立起高度的竞争情报意识，往往给企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陈峰给记者讲了两个典型的例子。我国某著名钢铁企业在没有开展竞争情报工作的情况下准备收购南美秘鲁的一家铁矿，原本4000万美元的标底，这家钢铁企业竟然报出了1.18亿美元的高价。花了大笔冤枉钱完成收购之后，运营麻烦不断，成了困扰我国这家钢铁企业十多年的噩梦。

    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但由于情报意识淡漠，海外投资遭受损失的情况不断发生。“事实上，竞争情报意识强一点，做些基本的竞争情报工作，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可以预见。”陈峰说。

    另一个例子则更能看出我们情报意识的不足。欧美正式决定针对中国光伏展开“双反”指控前，都开展了缜密的情报活动。2013年，一位欧盟工作人员以学者身份到我国某光伏大省，以“取经”为名，行搜集情报活动之实。而该省有关单位高规格接待，满怀自豪认真准备资料进行汇报，最终我们自己提供的“情报”成了欧盟指控我国光伏“双反”的“铁证”。

    “我们的企业为什么和日本、美国企业差距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对情报工作不重视。” 包昌火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情报界服务的重点一直是政府部门，对企业服务做得很不够。在确立企业为市场竞争与创新主体的新形势下，我国情报界也应转变思想观念，将学术活动多向企业倾斜。”

    此外，陈峰提到，我国应对贸易争端的情报系统、支持重大技术研发的情报系统等，都是涉及利益巨大、工作量巨大的重大竞争情报工作。做好这类情报工作，首先需要政府牵头主导推动，仅凭企业自身的情报力量很难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

    （科技日报北京5月1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