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妄之言

    最近，广州市花都区法院宣布，交通事故受害人为花都户籍，或居住满1年的外地受害人，一律适用城镇赔偿标准。

    社会各界闻之动容，纷纷以“向同命不同价说拜拜”表达喜悦。不过，欢欣归欢欣，“同命不同价”的尴尬，在我国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废止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又接上了，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城里人和乡下人，赔偿金依然可以相差数十万元。在过去11年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了两次，却并未提出疑义。

    花都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违法”的。尽管很多人不愿这样理解。

    网上有人发问，宪法不是明文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吗？如此说来，违法的，是花都，还是现行“法律”？这就把问题引向了违宪审查制度。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当立法或行政机关违宪时，自该对其行为进行审查，并对相应法律做出裁决。换句话说，确立花都做法的合法性，就要先行裁定“同命不同价”的法律违宪。

    不过，现行模式的诸多问题，让违宪审查不易实施。

    第一，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

    现行法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这就是说，违宪审查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并且成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室。

    可是，问题来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立法者。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法律一旦违宪，该怎样监督？

    第二，缺乏经常性和高效性。

    全国人大，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期半月，议程很多。而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工作量很大。代表们很难即刻就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的宪法监督问题作出判断。

    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但每两个月才开一次会，本身又肩负着繁重的立法任务，对于宪法的监督很难兼顾。

    第三，法律、法规、规章的混淆。

    在我国，广义法律涵盖法律、法规、规章等，这就让立“法”者，有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有行政机关。而且，按照法律规定，国务院、地方各级人代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也有权改变或撤销相关法规和规章。

    如是种种，造成一种“怪现状”，立法者审查自己的法律，执行者反过来干扰法律，司法者面对二者违宪无能为力。

    于是，悖论出现了：违宪法律确实存在，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迄今尚未以违宪为由撤消一例；违宪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却又最难追究责任。

    其实，解决制度设计造成的矛盾，不妨将违宪审查的任务单独交给法院。这样一来，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各自发力，相互制衡。

    需要注意的是，2001年最高法院在“齐玉苓案”批复中，间接援引过一次宪法——法律界以为迎来了“宪法司法化”的春天。但在2008年，该批复被终止了。

    还有多少违宪的法律，没有被修改、被废止？花都区法院的尝试，会不会重复“齐玉苓案”的结局？这些都等待着新一轮司法改革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