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4月05日 星期六
陈达与国情普查研究所

    ■桂下漫笔

    文·胡一峰

    说起老清华,人们或许会想到大名鼎鼎的国学院。对于“国情普查研究所”,可能就有点陌生了。这个研究所成立于1938年8月,是当时清华大学的“特种研究所”之一,是唯一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达,浙江余杭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近代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也是近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陈达出身农家,个性沉稳,儿时在余杭高等小学读书,他家境一般,但勤奋好学。他说,“由于我家里穷,用钱很少。书我不买,借图书馆的看,学校必须交的费用,我家里也供不起,就靠我自己替人抄抄写写,搞点翻译,弄些收入来解决。”1911年,考上旅美预备班。当年清华学堂在浙江共录12名,陈达名列榜首。同班同学有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吴宓、汤用彤等人。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任教。

    陈达常说,自己是个“一条路走到底”的人。这一点很像他的老乡章太炎。抗战前,在清华园里,他的生活三点一线:在家中吃饭睡觉、在图书馆读书研究,在体育馆锻炼和洗澡。学校里的会议,照例不参加,没有必要的事情,照例不拜访朋友,家里大小事务,全部交给太太。他的朋友和同事李景汉说,“陈先生平时不大和我们交往,他老是躲在图书馆里忙他的”。学校南迁昆明后,陈达继续保持自己的生活风格。除了读书、上课、写文章,陈达的休闲只有种菜和钓鱼,他在文庙后园整理了多块菜地,种上冬苋菜、白薯、萝卜、西红柿、刀豆、洋芋、茄子和辣椒;每个周末,他都去郊外钓鱼,并在日记中详细记录战绩,某天,他不无得意地记下,钓到了“汪刺”。这是余杭人的叫法,也就是北方的“嘎鱼”,湖南人所谓“黄鸭叫”,是一种肉质鲜美的鱼。

    国情普查研究所原在昆明青云街169号办公,后因敌机轰炸,迁到呈贡文庙。在这座古老的文庙中,陈达运用科学方法,开展了中国现代第一次人口调查。当时,也有人说,人口普查对于行政没有意义。在战乱之中,这种说法看似有理。但陈达看得更远。战争,究非社会常态。战争结束之后,中华民族依然会面临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命题。一国的强弱贫富,可以从全国人口的社会状况表现出来。全面、科学地掌握人口情况,无疑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陈达认为,人口普查对于政治、经济及社会均有重要贡献。民主政治的选举,往往以人数为标准,政府征税也需要人数为根据。而这些,在我国均缺乏精确的统计和报告。而且,在国难深重的当下,人口问题尤关切要,壮丁选拔、兵士数目、保甲编制,均须依赖可靠的人口统计,乃至于食粮的产量与运销,矿产资源的利用也均与人口普查有关。在《现代中国人口》中,陈达简练而深刻地阐明了他所作工作的意义,“希望这种工作,可以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基础。”

    可惜,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走得并不顺畅,全国人口普查真正实现,已是1953年了。当时,经过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不再独立建制,社会学家们如同被强拆了房子的孩子,寄寓到别的学科。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是苏联专家主持的。陈达,这位中国人口普查的开创者被抛之脑后,只有个别人员就一些调查方法私下里向陈达请教。1957年,陈达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成了“右派”。1975年,去世。

    行文至此,或许我们应该再看看今日之呈贡,陈达昔日耕耘的国家现代化的“试验田”。在“百度”键入“呈贡”二字,却看到报道说,该地正在变成一座“空城”“鬼城”。而陈达昔日就读的小学,经历了“余杭县立太炎中心小学”(1935年)、“国民学校”(1946年)、“余杭县余杭镇工业系统五七学校”(1963年)等充满时代特色的名字后,改为“太炎小学”。这些图景交织在一起,渲染出近代以来中国在“古今中西”交织中跋涉前行的艰辛。而陈达这个一生牵挂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学者,彷佛正拄着手杖,扛着心爱的鱼竿,在烟云深处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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