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文·胡一峰

    说起老清华，人们或许会想到大名鼎鼎的国学院。对于“国情普查研究所”，可能就有点陌生了。这个研究所成立于1938年8月，是当时清华大学的“特种研究所”之一，是唯一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达，浙江余杭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近代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也是近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陈达出身农家，个性沉稳，儿时在余杭高等小学读书，他家境一般，但勤奋好学。他说，“由于我家里穷，用钱很少。书我不买，借图书馆的看，学校必须交的费用，我家里也供不起，就靠我自己替人抄抄写写，搞点翻译，弄些收入来解决。”1911年，考上旅美预备班。当年清华学堂在浙江共录12名，陈达名列榜首。同班同学有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吴宓、汤用彤等人。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任教。

    陈达常说，自己是个“一条路走到底”的人。这一点很像他的老乡章太炎。抗战前，在清华园里，他的生活三点一线：在家中吃饭睡觉、在图书馆读书研究，在体育馆锻炼和洗澡。学校里的会议，照例不参加，没有必要的事情，照例不拜访朋友，家里大小事务，全部交给太太。他的朋友和同事李景汉说，“陈先生平时不大和我们交往，他老是躲在图书馆里忙他的”。学校南迁昆明后，陈达继续保持自己的生活风格。除了读书、上课、写文章，陈达的休闲只有种菜和钓鱼，他在文庙后园整理了多块菜地，种上冬苋菜、白薯、萝卜、西红柿、刀豆、洋芋、茄子和辣椒；每个周末，他都去郊外钓鱼，并在日记中详细记录战绩，某天，他不无得意地记下，钓到了“汪刺”。这是余杭人的叫法，也就是北方的“嘎鱼”，湖南人所谓“黄鸭叫”，是一种肉质鲜美的鱼。

    国情普查研究所原在昆明青云街169号办公，后因敌机轰炸，迁到呈贡文庙。在这座古老的文庙中，陈达运用科学方法，开展了中国现代第一次人口调查。当时，也有人说，人口普查对于行政没有意义。在战乱之中，这种说法看似有理。但陈达看得更远。战争，究非社会常态。战争结束之后，中华民族依然会面临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命题。一国的强弱贫富，可以从全国人口的社会状况表现出来。全面、科学地掌握人口情况，无疑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陈达认为，人口普查对于政治、经济及社会均有重要贡献。民主政治的选举，往往以人数为标准，政府征税也需要人数为根据。而这些，在我国均缺乏精确的统计和报告。而且，在国难深重的当下，人口问题尤关切要，壮丁选拔、兵士数目、保甲编制，均须依赖可靠的人口统计，乃至于食粮的产量与运销，矿产资源的利用也均与人口普查有关。在《现代中国人口》中，陈达简练而深刻地阐明了他所作工作的意义，“希望这种工作，可以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基础。”

    可惜，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走得并不顺畅，全国人口普查真正实现，已是1953年了。当时，经过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不再独立建制，社会学家们如同被强拆了房子的孩子，寄寓到别的学科。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是苏联专家主持的。陈达，这位中国人口普查的开创者被抛之脑后，只有个别人员就一些调查方法私下里向陈达请教。1957年，陈达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成了“右派”。1975年，去世。

    行文至此，或许我们应该再看看今日之呈贡，陈达昔日耕耘的国家现代化的“试验田”。在“百度”键入“呈贡”二字，却看到报道说，该地正在变成一座“空城”“鬼城”。而陈达昔日就读的小学，经历了“余杭县立太炎中心小学”（1935年）、“国民学校”（1946年）、“余杭县余杭镇工业系统五七学校”（1963年）等充满时代特色的名字后，改为“太炎小学”。这些图景交织在一起，渲染出近代以来中国在“古今中西”交织中跋涉前行的艰辛。而陈达这个一生牵挂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学者，彷佛正拄着手杖，扛着心爱的鱼竿，在烟云深处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