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健康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烟草生产国、消费国,吸烟人数高达3亿,每天因烟草相关疾病死亡人数高达3800人。今年是中国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十周年。一份由中国民间控烟机构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十年来,中国的卷烟产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近50%。中国的控烟履约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卷烟产量十年增加50%
中国年度控烟观察报告指出,中国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十年来,控烟工作仍然步履维艰。据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王克安介绍说,2002年,中国的卷烟产量为1.7万亿支,但到2012年,中国的卷烟产量为2.52万亿支,这个十年几乎增加了近50%,烟叶产量占全球产量的43%。(位居第一的中国烟草产量)相当于全球烟草产量第二名到第十名的国家的总和,卷烟产量上升明显,这无疑使控烟的难度大大增加。
中国于2003年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承诺在2011年采取积极有效政策在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防止公民接触烟草烟雾,并广泛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然而中国却未能兑现承诺。
报告称,世界卫生组织相关调查显示,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实行全面无烟政策方面,中国在评估的16类公共场所中,仅在医疗和教育2类场所实行全面无烟政策,得分排在末尾10%之列;同样位列倒数10%的还有中国的烟草制品税率,低于西太区和全球的平均水平,仅43.4%;而更不堪的是另一项评分,在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方面,中国得分居然为0分!
吸烟可引发11种癌症
记者在第六届中国肺癌南北高峰论坛获悉,过去30年内,我国肺癌死亡率大幅攀升,上升了465%。预计到2025年,我国肺癌病人将达到100万,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肺癌患者中绝大多数都是烟民。”北京控烟协会副会长支修益教授介绍,肺癌发病病因主要有吸烟、环境污染、职业接触、肺部慢性病以及遗传基因易感性等,其中吸烟是肺癌发病的首位高危因素。
80%以上的肺癌被认为是由于吸烟而引起,吸烟者患肺癌的几率比不吸烟者高10倍以上。不吸烟女性因丈夫吸烟而患肺癌的危险将增加30%。开始吸烟年龄越早,吸烟年数越长,吸烟量越大,患肺癌的危险性也越大。特别是“三个20”人群,即吸烟20年以上的人群、20岁以下就开始吸烟的人群、每天吸烟20支以上的人群,都是肺癌的高危人群,除了需要尽早戒烟外,还应该定期给肺部做肿瘤筛查。
研究发现,吸烟是产生自由基最快最多的方式,每吸一口烟至少会产生10万个自由基,从而导致癌症和许多慢性病。最近,英国牛津提德克里夫医院对3.5万名吸烟者进行长达50年的研究得出了结论,结果显示,肺癌、胃癌、胰腺癌、膀胱癌、肝癌、口腔癌、鼻窦癌等11种癌症与吸烟“显著相关”。
法律缺失导致控烟困难
公共场所是二手烟暴露最为严重的地方,其中餐厅暴露率最高,达88.5%;政府办公楼58.4%;医疗机构37.9%;学校36.9%;公共交通工具34.1%。一项调查显示,对室内工作场所禁止吸烟,仅有不足1/4的人能正确认识,超过1/3的人则认为“公共场所部分室内区域禁烟”,尚有40%的人不知道该禁烟规定。对此,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表示,室内无烟环境需要宣传吸烟的危害,还需要立法和有效执行。
尽管2011年,原卫生部发布实施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80号),《细则》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细则》并没有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和相应监督规范标准,给落实公共场所禁烟带来了难度。没有处罚措施,对经营业主违规行为起不到震慑作用,不足以让经营业主把控烟工作摆放在经济利益之前。
姜垣指出,从1993年至今,我国有近半数的地级以上城市先后制定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地方性法规,但绝大部分地方的禁烟法规,并没有严格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地方法规在执法力量和违反法律后处罚方面含混不清,导致目前绝大部分城市的禁烟立法都存在执法难的问题。她呼吁,尽快出台全国性控烟法律或法规,早日实现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另外,就我国履约7年,但此次控烟履约排名倒数第二的原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协和医科大学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杨功焕指出,只有非常有效地实施《公约》中所有减少烟草需求的措施(即MPOWER政策中的无烟立法,提供戒烟,烟包警示,全面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的禁止,提高烟草税),并防止烟草业对控烟政策的影响和削弱,才能有效防止烟草使用带来的健康风险。
杨功焕明确表示,自我国成为公约国后,控烟与反控烟的斗争十分激烈,虽然控烟界在一些关键事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无烟环境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但是,公约在中国生效以来,并没有国家一级的法律法规出台,导致控烟缺乏执行力。另外,杨功焕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控烟措施受到烟草业的极大阻碍,烟草控制的领导权掌握在烟草业手里,这就决定了中国控烟政策难以落地。
烟草业必须实行政企分开
必须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实行烟草业100%国有专卖体制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在中国,政企不分的烟草专卖体制却将监管者和经营者混为一体——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只不过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烟草行业为国家和地方创造了高额的财政收入,还维持了数以百万计的烟农的生计,并在卷烟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另一方面,政企合一的烟草业甚至可以动用公权力来销售烟草。早在2007年,媒体就曾揭露湖北地区的一些县市用“红头文件”摊派“公务用烟”这种政府出面堂而皇之地营销烟草,世界各国政府均无先例,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烟草利税增长的奥秘所在。于是,当政府和烟草紧紧被捆绑在一起时,老百姓对控烟只能连连摇头:“怎么控?政府还指望着他们的钱呢!”
在公共卫生专家看来,控烟10年虽取得一些进展,但与预期相差甚远。无论是烟草广告促销,还是图形警示上烟包难等,烟草业政企合一的现状恰恰是控烟的最大瓶颈。专家分析认为,各地方烟草专卖局很大程度上成了烟草业利益的代表,而未把公共健康利益放在首位。专家称:“各地烟草专卖局与烟草专卖公司,既是主管烟草生产和销售的一方,同时也是烟草企业。倘若我们的政府一方面期待着烟草带来的盈利,一方面又冠冕堂皇地禁烟,其效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