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章刊载消息，日本松下公司为了给巨额亏损“止血”，不得不停止了等离子面板和电视的生产，这意味今后的等离子电视更多是收藏者而不是消费者的选择。与此同时，东芝、索尼等消费电子巨头也正在进行“大撤退”，纷纷将液晶电视生产线转卖他人。

    有学者提出，日企在消费电子领域的“撤退”，预示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终结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作为一个把传统制造业几乎做到“极致”的国家，日本在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产业变革领域几乎毫无建树。尽管日企仍是众多智能终端的重要零部件供应商，但是产业竞争的“游戏规则”发生了重大改变，而日企显然没有跟上。

    这又是一个“颠覆性创新”的例子。苹果、三星、谷歌成为“颠覆者”，而日企、诺基亚等昔日的“大象”成了“被颠覆者”。只是这一次，技术不再重要，成本不再重要，而商业模式、大众消费心理等“软因素”的作用却至关重要。

    市场竞争瞬息万变，现在判定谁是“赢家”，可能为时尚早，新的产业变革刚刚开启帷幕。以安卓和iOS为代表的两种“创新生态系统”之间的较量正酣，鹿死谁手还未曾得知。

    日企的“撤退”再次证明一点，“创新活动”的本质是“不确定性”。技术、市场、社会心理等诸多要素都对“创新”产生影响，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专家，没有谁能准确地预言一项技术是否会取得商业成功，只能任由市场实践来检验。如弗兰克·奈特所言，“不确定性”才是利润的来源。

    需要注意的是，在“不确定性”面前，政府和市场都“束手无策”，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市场所能做的，就是让企业不断“试错”；而政府所能做的，就是降低“试错”的风险和成本。在“创新活动”中，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相互交织，关系有些“暧昧”，边界并不清晰，历史上众多创新实践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问题在于，现实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可能会伺机“膨胀”，试图替代市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做出判断。对于一个“追赶型”的经济体来讲，这样做可能还适用，但是面对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就比较危险，因为政府选择的“信号”如果“失真”，成本就要由全社会来承担。反过来，任凭市场发挥作用，政府袖手旁观，也是不行的。全球化时代新的产业变革已经不单纯是经济、科技意义上的事件，也掺杂了政治、文化、社会甚至意识形态等因素，政府关键时刻必须出手。

    政府在“创新活动”中所要做的就是一件事，给市场竞争主体尽可能地提供“公共信息”。所谓政策、环境、基础研究，其实都是“公共信息”，市场主体了解更多的“信息”，有利于其对“价格信号”做出恰当的反应。政府的“创新导向”也可以通过“公共信息”来体现，如对新技术研发的补贴和新产品的采购，为创新主体判断未来技术和市场走向增添了新的信息。“特斯拉”虽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和市场认同，但利润来源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补贴。

    现实中，政府和市场都不会“恪守”自己的“领地”，政府可能过于“自信”而导致作用“失灵”，市场由于“动物精神”的驱使也可能会“发疯”。无论如何，面对“不确定性”和市场有可能出现的“非理性”，政府需要的是审时度势，相机决策，且不可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