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陈磊

    ■ 将新闻进行到底

    ■ 新闻缘起

    近日，我国迎来了第二十五届 “国际科学与和平周”。11月25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和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主办了一场名为“核之魅·核之危——核安全文化的科学传播”的专题论坛。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在致辞中表示，向在校大学生普及核科学技术知识和核安全知识意义重大，此活动不仅有利于大学生们形成正确核安全观，而且他们走向社会之后还会影响更多公众，使更多的人了解核安全方面的知识。

    与会专家就核电应用、辐射安全和核安全科学传播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核科技工作者要尽可能多开展核科学知识普及和教育工作。为此，本次论坛发布了《核安全文化科学传播倡议书》。

    日前，“日本福岛核电站地下水放射性物质含量创新高”的新闻又牵动了公众对核安全忧虑的神经。

    核开发利用，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充满着风险，深刻影响着人类的安全与命运。由此产生的诸多价值困境和伦理难题使其陷入安全与发展的两难困境。核安全也成为人类重大的安全问题之一。

    我国核能开发利用安全吗？核辐射真有那么可怕吗？如何慎重和负责任地传播核知识、核观念？怎样倡导和构建核安全文化？在日前召开的“核之魅·核之危——核安全文化的科学传播”论坛上，面对一系列公众关心的问题，专家们展开了研讨。

    中国将继续安全高效发展核电

    中国核电采用最高安全标准，在建核电站安全可控

    “核电的基本特性决定了其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核反应堆及核电工程专家叶奇蓁介绍，其实核电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例如，压水堆核电站有四道安全屏障：二氧化铀芯块能包容98%的裂变碎片及衰变物；锆合金包壳管把核燃料和裂变产物封闭起来；压水边界能包容带有放射性的高温高压冷却剂；安全壳能抵御外部破坏，如龙卷风、飞机撞击等，还能在严重事故下防止放射性外泄。我国核电站实施纵深防御策略，进行高质量地建设和运行维护。

    据他介绍，我国已运行核电站17台，2012年开始建设的核电站共24台。中国核电采用最高安全标准，在建核电站安全可控。相关安全措施涉及抗地震设计、防洪水要求、电源可靠性、防氢爆、保证安全壳的完整性及超压保护等等。叶奇蓁表示，几十年来，我国核设施未发生过国际核事件分级表2级及以上运行事件。“中国将继续安全高效发展核电。”

    “其实核安全事故风险很小，比病死、交通事故、雷击等事件的风险概率还要小。”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红分析，公众对核的惧怕，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出身不好”——核能利用最早是从制造和使用核武器开始。“美国在日本投放的原子弹，产生的核威力震惊了世界。其实，核电站是根据人们的要求在可控情况下进行核能利用的。而且核能也是阶段性发展，我国正在发展高温气冷堆、实验快堆等第四代核电技术，安全风险就更小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快堆首席专家徐銤介绍说，钠冷快堆具有许多固有安全特征。中国实验快堆按照国家安全法规要求的原则设计，采用纵深防御原则，目前，其安全性达到了第Ⅳ代核电系统的安全目标。

    不必谈辐射色变

    人工辐射照射显著地低于天然辐射照射

    “社会公众往往谈辐射色变，大可不必。”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森林研究员表示，其实，我国居民天然辐射增加了近35%。2010年我国的天然照射是3.1毫西弗，人工辐射照射显著地低于天然辐射照射。

    “核电站造成的辐射，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叶奇蓁也认为，生活中放射性物体到处都有，辐射无所不在，而秦山核电站国家规定的辐射范围是0.25毫西弗，秦山自己规定为0.05毫西弗，实际的监测结果是0.065毫西弗，低于很多生活中天然辐射剂的辐射量。

    在刘森林看来，核技术利用是最易发生辐射事故的领域之一。目前，我国放射性同位素安全管理有一条严密的监督管理制度。如实验室申请、使用放射性物质都有严格许可制度、备案制度。

    核安全文化意识亟待提升

    用积极心态看待核技术利用和安全问题

    “任何安全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的安全，核电站同样如此。”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应用化学系主任、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沈兴海教授认为，社会公众也要容忍任何事情有一定比例的不安全，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要用积极的心态看待核技术利用和安全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晏世伟认为，核能开发利用，在伴随着收益的同时，也有风险。“风险和利益共存，关键是如何平衡。”李红说。

    三里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等核事故，总让人心有余悸。叶奇蓁认为，前两个事件是人为因素造成，福岛是极端自然灾害所致，中国不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严重事故。

    “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人们提出了核安全文化，福岛事件后，需要我们深化核安全文化意识。”刘森林说，目前，核安全文化存在缺失的现象，如核电站建设满足于符合标准，不对问题深究；只讲剂量限值，未见或少见量最优；废物处置与和事业发展不适应，有的核电基地废物存放已超过20年；没有建立完善的事故和事件反馈机制；一谈事故“言必称希腊”，20世纪90年代后，未见较完整的核工业事故、事件资料。他认为，提升核安全文化，不能仅仅满足于遵守规程和标准，而是要有不断深化的探究精神。

    沈兴海认为，核文化建设是一种制度建设。英国、美国、日本早在几十年前都颁布了《原子能法》，但遗憾的是，我国核能方面的基本法一直没有出台，目前正在加快研究制定的脚步。

    “其实，发生核事故，人为因素是最重要的原因，福岛虽然有自然因素，因为遇到极端自然灾害，但也存在设备老化、后期处理应对处置不当等问题，因为对反应堆事故有所隐瞒，故也丧失了最好的遏制时机。”沈兴海说，因此，我们更需要高素质人参与核试验研究。同时，可以重新设计制度，建立迅速应急判断机制，甚至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