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贾 婧

    ■将新闻进行到底

    2013年，中国多地紧锣密鼓地设计改革高考的方案。10月份先有“英语滚出高考”之说，11月又有了“数学滚出高考”的设想。最近，大学语文似乎又有“滚出”必修课的趋势，这些并非仅仅是决策者的构思。网上的民调显示，有约九成网民支持英语退出高考，近75%的网民支持数学退出高考。

    决策者的动机，是要改革应试教育。拥护这些“改革”的年轻人，理由也是五花八门：一辈子出不了国，为什么要学英语？、数学太难，学了半天，毕业后除了领工资数钱，根本派不上用场……一时间，网络上下，“滚”“滚”声不绝于耳。

    什么引来了“滚”“滚”声

    这“滚来滚去”的局面让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科技日报记者回忆起，今年3月在太原火车站候车时，与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攀谈的经历。

    他问：“你戴着毛泽东像章，对他了解多少?”

    老人答：“他是神，保佑我的。”

    他问：“他哪年出生的?”

    老人答：“一九二几年吧。”

    他问：“他哪年去世的?”

    老人答：“一九八几年吧。”

    他问：“像您这么大年纪的人，毛泽东哪年去世的，应该印象很深刻呀?”

    老人答：“当然，是1985年。”

    他问：“您上过多少年学?”

    老人答：“小学，七八年吧。”

    他问：“小学怎么上了七八年呢?”

    老人答：“戴帽的。”

    他问：“既然戴帽的，那应该是初中呀?”

    老人答：“是初中，因为没学到啥，所以我说是小学。”（注：“文革”时期一些地方在小学基础上增设的初中、高中，被称为“戴帽中学”。）

    储朝晖说，这段对话，多少能反映出当下中国出现“滚来滚去”局面的历史根源。正是一段时期的这种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当下的考试、考民，也催生了当下的网络世界和网民，以及他们所发出的“滚”“滚”声。

    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离不开这些基础学科

    民间说一个人无知时，常用“不识数”这个词表达。储朝晖说，这说明对“数”的概念是否清晰，是一个人基本素养优劣的标志。数学对人的逻辑思维以及思维方法的训练是很有帮助的，一个人的正常成长离不开对数学的学习。

    历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表明，中国公民科学素质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大多数公民对基本科学知识了解程度较低，在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等方面更为欠缺，一些不科学的观念和行为普遍存在，愚昧迷信在某些地区较为盛行。近两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表明，2007年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2.25%，到2010年，该比例达到3.27%。而美国1995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即达12%，欧盟1992年该比例即达5%，加拿大1989年该比例即达4%，日本1991年该比例即达3%。这样的科学素养差距，必然反映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与这一数据相比，有25%的网民反对将数学踢出高考，反倒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数据” 储朝晖无奈笑道。

    通过中国政府在2006年发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中对基本科学素质的界定，也许更能明了数学在人的素质培养方面的作用。它的表述为：“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且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储朝晖介绍，上述表述通常被称为“四科两能力”，后来，它又被扩展为“六科四层次”。“六科”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观；“四层次”包括：生存的科学素质、生活的科学素质、文化的科学素质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科学素质。公民科学素质是联系自然、社会和人的纽带，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需要以科学知识的丰富为前提，更需要科学方法的掌握、科学思维的运用、科学思想的滋润和科学精神的发挥。

    被不科学的教学方法所绑架的学科

    “英语也好、语文数学也好，很多老师在教授时仅仅把它当做了一种知识忽略了其自身的规律和学科内在的逻辑。”储朝晖说，就如数学家丘成桐在与某中学一些数学尖子生见面后所言：“大多数学生对数学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只是做题的机器，这样的教育体系，难以培养出数学人才。”

    既然这些基础学科学对个人素质以及生活质量的提升如此重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它“耿耿于怀”呢?问题在于，高考体制基于“分分必争”的逻辑，从而使教学仅以追求分数为目标。储朝晖说，“把具有迷人结构和学科体系的数学拆分成一个个要解答的数学题，与生活密切相连的数学很大程度上变为与生活脱离的考试工具，学科教学于升学的加分功能，远远高于它对个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提升的功能。”

    一些教学者为了筛选出能考高分的学生，往往无所不用其极，用“偏难怪”的题目去考学生，却使更多学生无法跟上正常学习进度。

    由此看来，人们所深恶痛绝的，其实是被不科学的教学方法所绑架的学科，真正需要解放的不仅是这三门基础学科，还有列在高考中的其他一些科目。

    至于有人认为文科生学数学没用，或认为很多高难度的数学知识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根本用不到。储朝晖认为，这本身就是仅仅把学科本身当成一种知识的想法，没有意识到数学也是能力，意味着一种严谨、

    精确和美感。事实上，数学会体现为人的综合素质。如果民众从小学习数学，多年后不知方位的路盲、常说“差不多”和“或许”的“笼统先生”的数量就会少很多。

    “就如同本人原本学习物理专业，现在研究近于‘人理’的教育，可能用不到当时学到的具体的物理知识，但物理学的理性、客观、逻辑、复杂、美感等各种特征，还是使我具备那些只有教育学背景的学者们所难以具备的研究素养”储朝晖说道。

    课程设置需瞄准学生成长需要

    一位北大美学的博士后，在做论文时陷入了无尽的困惑中，他找到储朝晖说，他担心自己的博士论文会不如一篇硕士论文完美，这篇硕士论文出自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的一位研究生之手，“我所指导的许多博士论文都会出现文字不通、没有主语、一逗到底、意思混淆等现象，但这其实都是在中学阶段就应该解决的事情，而这样的博士生，我认为他就应该再去补充学习一下语文课程。”储朝晖表示，目前国内很多大学的教学管理体系都没有瞄准学生的成长需要，他认为，大学阶段，英语和语文都不应该作为专门的课程来进行设置，这种基础知识学习应该在中学阶段实现基本过关。

    储朝晖建议，综合类大学应该对学生有一个系统的评价体系，哪些学生是需要到大学来补习语文英语这种基础学科的，哪些是不需要的，针对有需求的再进行补救性的学习。基础的学习过关的可以在这个学科的基础上有更高层次的学习需求。

    关于英语课程的设置和改革步骤，储朝晖表示，在原来课程的安排当中，没有安排小学三年级以前的英语学习，但是在一些地方，一些学校，或者是某些家长，总是期望能够把这个起点往前提，实际上就存在了小学三年级以前学英语，甚至很多幼儿园为了吸引招生，名字就叫双语幼儿园，这个不在于课程标准，政府并没有要求，这一次改革公立的学校首先应该做到三年级以前不要开设英语。

    储朝晖透露，北京中考的改革性做法是增加听力，其他各地的做法又有差异，实际上还是重视英语的。英语考试和分值的改变，不是不重视英语，而是要根据每个人的需求，每个人的条件来教学。

    “那些动口就要‘滚’的人，其实是在意识中分割出过多的疆界，是自身思想浅狭的表现。” 储朝晖说，高考招生体制改革，一方面是要依托学生的天性，为学生成长发展服务，另一方面是要依据各门学科的体系和规律，在不违背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让学生尽可能学到各学科内在的精神实质。也就是要将现在有着较强“指挥棒”功能的高考转变为具有“服务器”功能的高考，为学生的成长发展服务。

    “我们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和统计，很多孩子如果有语言天赋，他大学那个阶段语言就可以学得比别人好。也有一部分人语言天赋就不好，如果他从幼儿园就开始学，学到大学，他语言素养依然不高，但最关键是，要让每个孩子，做自己学习的主人”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