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发展新景象

    11月1日，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征求意见版正式上线运行。为此事呼吁多年的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也终于松了口气。

    “相比于论文、结题报告等，科技报告是有血有肉的科学，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冯长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加快建立统一的科技报告制度，是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科技部率先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开展科技报告试点工作。“我们希望尽快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能反映我国科技发展实力的科技报告体系。”负责国家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管理与服务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所长贺德方表示。

    57年磨一剑

    “1979年到1983年，我在英国利兹大学读博士研究生时第一次接触到美国的科技报告制度，书写科技报告是我们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经历让冯长根深感科技报告的重要性。回国后，在他教授的文献课里，他将介绍国外科技报告制度作为重要教学内容。

    事实上，就在冯长根等留学归国人员努力普及科技报告制度的同时，我国官方科技报告制度的建设进程也在推进中。

    “早在1956年中信所成立之初，我们就开始关注并收集美国的科技报告，也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就研究探索着建立中国的科技报告制度。”贺德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1984年是我国科技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在钱学森等多位功勋科学家长达20年的呼吁后，国防系统开始探索建立科技报告体系。2000年，我国国防科技报告工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管理阶段，形成国防科技报告体系。然而，“由于政策上缺乏对呈交科技报告的强制要求，以及社会上缺乏对科技报告重要性的认识，民口科技报告制度并未同步进行。”贺德方分析。

    相关的研究工作并未止步。2003年，中信所从科技部承接“中国科技报告体系建设与示范工程”，开始全面系统地研究如何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科技报告制度。

    2007年，这一课题结题时，几家科技类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巧合的是，这一消息在几年后被翻阅旧报纸的冯长根注意到。“我觉得这件事情到了必须做的时候了。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大幅增加，我们用这些钱都干了什么？我们必须给纳税人一个交代。而且，科技报告其实是科技文明的一部分，是我们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冯长根说。

    因而2011年“两会”期间，身为人大代表的冯长根联名六七位代表提交了有关加快建立科技报告制度的建议。与此同时，他联合多位院士通过《科技工作者建议》《科技导报》等渠道呼吁此事。

    让他欣慰的是，同一年，温家宝同志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欧美等国家都有系统的科技报告制度，把国家支持的科研活动产生的资料，包括研究目的、方法、过程、技术内容、中间数据以至经验教训，尽可能向公众开放共享。

    2012年1月，刘延东同志在视察中信所收藏的150万份美国政府科技报告后指出：科技报告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我国在这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也要加快建立科技报告制度。201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统一的科技报告制度。科技部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了科技报告相关工作的部署，建立科技报告制度的脚步开始加速。

    寻求保护和利用的平衡点

    “在论文发表、专利申请等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科研人员会担心技术秘密被别人获悉。”贺德方说，在前期调研中，科研人员最担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

    对此，中国化工集团的“千人计划”专家晋工认为，这要分两类情况，如果是科学探索项目，大多是一些研究发现，公布出来问题不大；如果是技术项目，科技人员或企业就要根据自身发展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不愿意公布技术秘密，就可以不申请国家项目或作适当技术处理。在他看来，现在做科研工作不再是爱迪生时代的单打独斗，现今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复杂，需要团队互相协作。因此，更需要建立科技报告这样一个共享开放的平台，让行业的人互通有无、积累知识。

    “国家科技报告首先要做好收藏工作，国家保密项目也应该提交科技报告，国家在使用科技报告时会严格遵循相关保密规定。” 科技部计划司副司长叶玉江介绍，美国每年约产生60万份科技报告，但每年公开发行6万多份，实行分级分类管理。目前，我国科技报告使用级别分为“公开”、“延期公开”和“保密”三种类型，面向不同用户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延期公开的科技报告有一个滞后期，保密的科技报告按照国家保密规定进行管理，解密后向社会公开。

    目前，针对这一问题，管理者采取了延迟公开的措施。延迟公开时限原则上为2—3年，最长不超过5年。此外，目前的征求意见版给社会公众的权限只是浏览。在知识产权和信用体系不断完善的前提下，将来可能首先会实现给在系统内提交报告的科学家提供全文推送服务，继而为实名注册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全文推送服务，贺德方透露。

    无论如何，这将是今后我国科技制度报告体系需完善的重要方面。“对于管理者来说最难的是如何在保证科研人员利益的情况下使资源最大程度共享，做到保护与利用的平衡。”贺德方说。

    科研管理者及科研人员对科技报告制度的认识也是今后科技报告制度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之一。记者从中信所了解到，截至11月6日24时，共有322个用户进行了实名注册。注册用户来自240家机构，有17名报告作者也在系统中进行了注册。

    贺德方表示，这一数据基本符合预期。但他也坦言，科技报告对大部分科研人员来说是新生事物，初期一个认知过程也属正常。

    晋工认为，首先要改变科研人员的认识。“有人认为这项工作增加工作负担，这是不成立的，因为财政科技投入必须让公众了解效果。”

    晋工曾在日本、德国工作，提交科技报告是他的工作习惯。“如果我得到一个政府项目，年中会提交一份简单的报告，提出科研计划及完成任务目标，年底就会出一份阶段性报告，反映科研成果和主要存在问题。我也经常去专门的服务网站查询大项目的科技报告。”晋工说，政府科技报告是公共投入形成的“公共产品”，要求向社会开放共享。据他了解，在美国或一些欧洲国家，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只要拿了政府资助的项目，提交科技报告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其实，提交科技报告就是对自己科研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对自身凝练思想、提升水平都有好处，这也是科研的过程。”晋工说：“科研人员积累的知识和智慧不能永远存在脑子里，它需要传承。哪怕是失败的过程，走错的路径，都是一种宝贵的公共财富，是一种贡献。因为它告诉后来者‘此路不通’。”

    晋工认为，科技报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把科研人员做的项目放在阳光下，让同行监督评议，让同行来“挑刺”。当科技报告建成一定规模时，还能解决多头申报项目的问题。因为有强大的数据库支撑，就能避免投入重复、资源浪费等。

    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切不可急功近利

    “当然要建立完善成熟的科技报告制度并非一蹴而就，因为我们的科研人员还没有形成这种职业习惯。”晋工认为，这一工作很难在短时间全面铺开，应围绕目前现在已经开展的863、973、支撑计划等国家科技项目试点，严格规范，扎扎实实做下去，做出品牌效应。

    他建议，管理部门应加大对科技人员书写科技报告能力的培训，力争用3到5年时间培养这种职业习惯。

    “科技报告制度建设需要稳步推进，切不可急功近利。”叶玉江也强调。他介绍道，973、863、支撑计划、科技重大专项、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大型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国家科技奖励的科技报告试点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所公开的科技报告是回溯“十一五”以来的科技项目，在提交原有报告基础上，按照科技报告规范进行加工。对于今后新立项目，计划任务书中将明确规定承担单位呈交科技报告的数量、类型及时限，包括过程中产生的专题技术报告；将科技报告任务完成情况作为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的必备条件，作为后续支持的重要依据。

    在叶玉江看来，科技报告工作最大的问题就是提高报告的质量。如何进一步提高科技报告管理水平，形成对科研人员的激励机制，正在实践中探索经验。

    国家科技计划科技报告试点工作于今年4月启动，已有1000份科技报告通过“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上线，预计今年12月底将有3000份科技报告上线，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随着科技报告管理的不断规范，除最终科技报告外，科研单位将在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交更多的专题报告、进展报告等，技术内容更加丰富。

    “保守估计，在其他部门和地方科技报告工作全面启动后，每年可以增加数以万计的科技报告。”这是贺德方给出的数字。不过他也强调，相比于数量，如何完善体系，使科技报告得以充分利用更为重要。

    叶玉江透露，目前，科技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出台关于加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的指导意见，加强统筹协调；逐步推进科技报告三级管理架构的形成，建立国家科技报告管理中心，推进各部门（地方）和法人单位收藏服务体系建设；成立跨部门科技报告工作咨询专家组，推动科技报告工作重大事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

    （科技日报北京11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