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廖玮,有着“70后”普遍具备的上进、质朴的个性,以及物理学家特有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作为华东理工大学的特聘教授,已经在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廖玮与其合作者的关于超对称物理诱导的B介子稀有衰变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超对称现象学的发展格局,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将他们预言的衰变过程列为2011-2012年最重要的观测目标之一。此外,廖玮在中微子物理、暗物质等方面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研究者的难题,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廖玮说:我很幸运,遇到了很多知识渊博的杰出前辈和朋友,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的经验和教益。
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期间,廖玮接触到了大批学识渊博的杰出前辈,非常自由地与他们面对面探讨问题,并见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在理论所报告以及与理论所老师的学术交锋。在理论所的学习和学术研究使他真正认识了物理学,奠定了基础。此外,理论所开放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也扩展了他的思路。
“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想要学习和研究深奥的东西,对超弦理论等很着迷。后来,黄朝商老师对我说物理学的核心是现象学,建议我去研究具体的物理过程。”廖玮回忆说:“通过学术研究我逐步理解了‘物理学的核心是现象学’这句话,这使我逐步从空洞的‘玄思妙想’中苏醒过来”。
同时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李小源研究员与郭汉英研究员。“两人都勤于思考,又都是思想锐利,而且能言善道。”廖玮说:“对同一事物,他们常常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人的思路更物理,一人的思路更数学,但都会让你觉得很有道理。”与他们的交往使廖玮深入领悟到不同思路对科学研究的妙用。
2001年博士毕业后,廖玮进入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工作。在该中心任职的有中微子物理领域的头号权威斯米尔诺夫教授,还有宇称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和seesaw机制的提出者森雅诺维奇教授。两位教授的研究风格可以说是各走极端,但同时又各具特色。廖玮与他们在威尼斯附近的一个小城度过了愉快的三年。
从2004年开始,廖玮又在地处温哥华的加拿大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国家实验室工作三年。在这里他与兰志成教授和黄岳华教授频繁交流,还接触到了很多实验物理学家,这使他获益良多。
2007年,廖玮回国了。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
回顾自己对物理学的求学与学术历程,廖玮说:对我而言这就是一个使自己逐步清醒明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物理学家如何提出正确的问题、如何思考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在黄朝商教授那里他学到了物理,学会了摆脱“对自然的空想”;李小源教授与郭汉英教授使他领教了锐利的思想,令他懂得了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必要性;斯米尔诺夫教授和森雅诺维奇教授对他的研究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对物理的热情使廖玮深为震撼;从兰志成教授那里廖玮学到如何使自己的思考清晰透彻。
廖玮说:对未知世界的艰难探索不仅带来关于自然的知识,也使物理学家自己逐渐清醒明白,成为逐渐苏醒的人。物理学家就是在这艰难的探索中丰富自己的知识,锻炼自己的能力,不断拓展自己的思维和视野,格知以致道,自得其乐于其中。
探索未知世界的一大困局在于:我们不得不依赖不知是否适用于未知世界的既有知识来探索未知世界,因为如果离开这些既有知识我们其实一无所有。为了接近对未知问题的解答,物理学家需要尝试多种不同的方法。只有在使用了多种不同方法得到同样的结论之后,我们才会确信自己的结论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物理学家就不可能在面对真正的未知的时候找到足够的方法接近问题的解答。此外,物理学家还要对知识的已知适用范围有充分的认识,以防止自己得到错误的结论而不自知。
一个希望远离岸边而畅游于大海之中的人需要熟练掌握各种游泳技能,以便应对各种可能的困难。与此类似,一个希望深入研究未知世界的物理学家不可避免地需要娴熟掌握各种知识和理论方法,以便在面对真正的未知的时候找到足够的方法接近问题的解答。换言之,高明的物理学家应该是心地清醒明白的人。他应该能够娴熟自由地掌握和运用各种物理知识,同时不被具体物理知识的局限之处限制和束缚,最终轻松自如地使既有物理知识为他所用、服务于他探索自然的旅程。廖玮说:通往物理学之明,就是物理学家的格知致道之路。
古人感叹世人挣扎于各种观念和理论之中而不能使它们为世人所用,提出“莫若以明”,希望世人能够“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正是希望世人能够心地清醒明白,能够熟练地掌握前人留下的知识而又不迷失于其中,使这些知识真正为世人所用以便应对无穷尽的世界,造福于人类。廖玮认为,物理学的发展不仅带来技术革命,它还带来有关人的思维的教益:我们需要“莫若以明”,因为人类终将不断面对无穷尽的未知问题,终将面对不断累积的各种知识,终将面对物理学研究中遇到的有关知识的困局。人类的未来需要能够熟练掌握知识而不被既有知识束缚的、能够真正应对未知的明白人,需要能够掌握思想而不被思想掌握的思想大师。